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

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

吕成冬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吕成冬著.--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11

ISBN　978-7-115-57094-9

Ⅰ.①科…Ⅱ.①吕… Ⅲ.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70825号

定价：.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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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博考原始材料为基础，以传记文学的表现手法，聚焦讲述钱学森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而奋斗的故事。在故事里，有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教育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故事里，有他勇于自我锤炼和敢于自我突破的心路历程；在故事里，有他在上下求索过程中坚守知行合一的治学方法；在故事里，有他不断绘制个人思想坐标和构建个人思想体系而结出的理论果实。这些故事深深地内嵌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创业的伟大征程之中，因为故事主人公身后屹立的，是秉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本书叙事简洁，描写生动形象，每位读者或许都能从钱学森的故事里受到启发、获得感悟，激励自己前行。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任

张立科

人民邮电出版社总编辑

韩建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院长

副主任

李际

人民邮电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威

人民邮电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总经理

委员

钱永刚　张　凯　盛　懿

刘　琦　韦　毅　赵　一

刘禹吟　徐端端　王丽丽

前言

科学是他的精神底色，忠诚是他的信仰实践。科学与忠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相遇、交融，合奏出一首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命交响曲。这首交响曲的主旋律有着磅礴的气势和雄厚的力量，演奏出了他所喜爱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所谱乐曲中的那股刚强和坚毅。他，就是钱学森。

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抑或在中国当代科技的创业道路上，钱学森都是一位值得缅怀、纪念和追忆的人物。他的那句“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不啻是他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而发出的时代强音，也成为他的初心与使命。一诺千金，钱学森用尽一生去奋斗、去拼搏，坚守了他内心深处的自白：“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而这又宛如他的生命交响曲，声动梁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撰写与出版本书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本书主要呈现了钱学森从1955年归国到2009年去世之间长达50余年的奋斗历程，从人生信仰、科技贡献、治学方法、理论探索以及个人思想历程等多个维度，解读了钱学森如何将个人事业融入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之中。具体来讲，本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一本以翔实史料为基础，经过甄别、考证和研究之后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本书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新发现的文献材料，二是重读旧史料而发现的新问题，三是解读历史照片和图像而获取的新信息。这些材料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论从史出”奠定了基础，让本书由此坚持了“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评价原则。通过对史料的严谨考证与综合运用，钱学森在诸多领域的贡献有了可靠和充分的史实支撑。

其次，这是一本以个人思想历程为故事线，突出钱学森不断通过学术创新绘制个人思想坐标和构建个人思想体系的传记。本书不仅全面总结了钱学森在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教育等领域的贡献，同时还着重提炼出他个人的思想历程，以及如何通过扎实的治学绘制出三个个人思想坐标。这就使得钱学森不再是单一的科学家身份，而是以“钱学森之思”的提出为标志，拥有了超越科学家的新身份和新形象。促使这个过程发生的内在力量，就源于钱学森持续不断的创新精神，源于他“事理看破胆气壮”的胸怀。钱学森坚信，“光明的将来是我们的”，于是，他就有了不泥于古和不僵化于教条的理论勇气，以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不断地接受新事物和新挑战。希望读者能够从本书中切实地感受到创新的重要作用及其产生的力量。

再次，这是一本以钱学森为典型人物，阐述科学家精神内涵与外延的精神读物。世界科技史表明，每次世界大局发生变化的背后都有科技因素的参与，甚至可以说它是“定局”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有赖于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肩负时代使命，“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而从典型人物的角度来看，钱学森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反映了科学家精神的具体内涵与丰富外延。钱学森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透过历史，穿越时光，仍与时代召唤相契，与民族复兴相连，焕发出惊人的能量。钱学森常用“恰逢其时”总结他归国后的人生，这是因为“其时”正值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创业初期，数以万计的科技工作者投入这一历史潮流中。本书真实地展示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群体根植于心底的家国情怀，即“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最后，这是一本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时代背景，描写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拼搏的生动读物。“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1936年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一段话，至今读来仍铿锵有力。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英雄史诗；在这部史诗的创作过程中，钱学森以他的乐观、进取和开拓精神留下了浓重的笔墨。本书以党史为背景，通过叙述钱学森“一朝入党、终身为党为人民”的故事，歌颂了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而拼搏的奋斗者。以史为鉴，因其可以知兴替；但历史的车轮又从来不会停止，永远向前行进。在全党、全国兴起的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希望本书能够作为一本党史读物，提供生动鲜活的故事。

时代是一位公平的出题者，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份试卷；如何答卷，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由此便构成了不同的人生。钱学森用“科学与忠诚”做了回答，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和深邃思想。经过人生的三次激动之后，他早已看淡既有成就。对他而言，唯有人民的满意“才是最高奖赏”，他相信：“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只要能以我们的手和脑为人民服务，是最高尚的职业，而人民终究会感谢的。”我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钱学森诞辰110周年，通过出版本书，呈现钱学森在时代中书写的人生答卷，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该做怎样的答卷人？希望本书体现的钱学森精神所散发出的光芒，不断照耀后来人的路，指引我们前行。正如钱学森所言：“研究过去是为了研究现在，而研究现在是为了创建未来！”

序幕 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

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952年5月2日。

是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戈达德讲座教授钱学森写信给远在法国巴黎的导师冯·卡门，告知“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喷气推进奖学金”的评审结果[1]。此前由冯·卡门推荐的一位申请者科斯塔，由于缺乏确切材料而未能入选最终名单。钱学森遂致信说明原委，随后在信中探讨了一个学术问题，即现代机电式计算机的工程化运用。

1944年，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家霍华德·艾肯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现顺序控制的自动数字计算机——马克1号，随后几年又研制出了马克2号、马克3号。当时，钱学森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执教，有机会到隔壁的哈佛大学实地探访和调研。当时计算机的体积甚是庞大，但身为应用数学家和空气动力学家的钱学森却从中捕捉到了计算机昭示的时代价值，从而开始探索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上的运用。他这次致信冯·卡门时，已对此做过深入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分析，因此才会在信中果断地预言：

我现在更加确信，快速计算机的发展将导致工程领域的一次彻底性革命，并将工业效率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由此信的内容可知，钱学森的预言主要是基于对两个学术问题的研究：一是火箭客船自动导航问题，二是工程系统性能自动优化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钱学森师从导师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在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基础上独自开拓的新领域。通过数年积累，他已有相应的学术成果发表，如《探空火箭最优推力规划》（合著）、《远程火箭飞行器的自动导航》（合著）、《火箭发动机中燃烧的伺服-稳定》等。

第一个问题主要基于导弹干扰理论，探讨火箭客船如何实现自动导航。1946年，钱学森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任为航空工程系副教授，并于翌年升任教授，随后为研究生开设了“火箭工程学”课程，重点讲授火箭动力的应用问题，由此提出了“火箭客船”的概念。但由于大气干扰等因素会使火箭客船出现航向偏差，钱学森便基于控制理论提出了使航向偏差获得“自动补偿”的方案。他以航海引航问题作类比，认为火箭自动补偿不能依靠“人类导航器”。他在信中写道：“我考虑一种由一系列跟踪站组成的导航系统，用于向计算机提供瞬时位置和速度，计算机将这些信息与预先确定的存储数据一起生成以控制装置。”十余年后，他将我国导航卫星命名为“灯塔一号”，不知那时是否想起过这封信？

第二个问题以工程系统性能的自动优化为落脚点，探讨了计算机在工程中的应用。钱学森留美时作为一名工程科学家，拥有丰富的实验和工程经验，尤为突出的是他通过整合数据从现象中归纳出结论的能力。他在信中以“给定转速和燃油率条件之下内燃机如何获得最大制动平均有效压力”为例，说明可以通过计算机寻找最优点；由此又引申出通过使用多台计算机提高计算速度，以实现复杂系统的自动优化问题。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钱学森后来为何强烈主张将计算机技术列入十二年科学规划，并建议大力发展计算数学，因为在他看来：“在将来，我们不能想象一个不懂得用电子计算机的技术科学工作者。”[2]但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在信中提出计算机真正的价值在于控制，而非计算。在信中，他说道：

快速计算机的真正价值不是计算和给出数值结果。因为这是一个被动作用，而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控制和指导工程系统的运行。

见微知著，此时的钱学森已经能够从哲学层面看待科学问题了。事实上，这封信中还蕴含着钱学森经典代表著作《工程控制论》的思想精髓，即“反馈-调节”理论。需要说明的是，《工程控制论》源于钱学森1947年提出的技术科学思想，或者说，《工程控制论》是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成熟之后的一个学术“产儿”。他在信中还讨论了另一个学术“产儿”：物理力学，即借助原子、分子和凝聚态物质等微观理论研究力学的宏观问题。

众所周知，钱学森写这封信时正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1952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但他此后实则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直至1953年3月才获得保释资格，且须每月前往洛杉矶移民归化局报告行踪。但钱学森选择逆境突围，以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为新的研究方向，基于技术科学思想路径持续攻城拔寨，于195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工程控制论》（英文版）。与此同时，他在为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开设“物理力学”课程的过程中，又同步完成了教材《物理力学讲义》（英文版）的编写工作[3]。

岁月从不负有心人。钱学森在即将回国前，和家人一同拜别导师冯·卡门，并赠送给他《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冯·卡门翻了翻“这两本东西”后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导师的这句评价让钱学森“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4]。1953年，钱学森获得彭德雷航空航天著述奖，美国科学促进会亦于1954年拟将他吸收为会员。但他此时“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所以婉拒一切荣誉。他获得的彭德雷航空航天著述奖的原件至今仍保留在加州理工学院。

正是凭借一本专著和一本教材，钱学森绘制了他个人思想历程上的第一个思想坐标，并为后来两个思想坐标的绘制奠定了基础。然此信的价值绝非仅限于谱写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的“前奏”，钱学森晚年创立的四种革命理论亦可从中找到思想源头。而这个理论正是回答“钱学森之思”的依据。从个人思想历程来看，此信探讨的问题已经超越科技层面，体现了深刻的哲学关怀和时代意义，即计算机的“革命”将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预言显示出钱学森强大的科学预见能力，恰如他在1995年所做的预言一样：“信息网络将开创一个新时代。”[5]

如今，我们早已步入钱学森所预见的新时代，且仍将在这个新时代里持续前行。

[1] 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喷气推进奖学金设立于1948年，是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基金会专门为加州理工学院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设立的奖学金，旨在为两个中心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提供专项经费资助，以期培养杰出的火箭、喷气技术方面的研究者或领导者。

[2] 钱学森：《论技术科学》，《科学通报》1957年第4期。

[3] 钱学森致信导师冯·卡门之前已对物理力学做过研究，且在《美国火箭学会杂志》1953年第23卷第1至2月合刊上发表了《物理力学，一个工程科学的新领域》一文。1962年，《物理力学讲义》的中文版由科学出版社在中国正式出版，此后这本书又被译成俄文。

[4] 钱学森：《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第1、3版。

[5] 涂元季、李明、顾吉环编：《钱学森书信（9）》，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373页。

第一部分 国家荣誉与第一身份

第一章 中国科学院虚位以待

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后决定回国，但因其从事科研的性质而被美国阻挠长达5年之久。其间，他欲归不得，且官司缠身、自由受限。当“钱学森案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当即在道义上对美国予以强烈谴责，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设法援救。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科学院那时已将钱学森纳入编制，以向他的父亲钱均夫提供生活补助费作为实际援助。实际上，中国科学院在筹建初期就虚位以“招徕”钱学森，但这个“人才引进”计划直到他回国后才得以实现。

被纳入中国科学院编制

档案与文献表明，中国科学院在“钱学森案件”发生后不久就将钱学森纳入编制，并以向他的父亲钱均夫提供生活补助费的方式提供实际帮助。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留学，1947年回国探亲并与蒋英结婚，之后又返回美国生活。他的母亲章兰娟因病于1934年年底去世后，父亲钱均夫就一直在杭州居住，直到“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才前往上海避难。钱学森自1938年12月起，几乎每月都会给父亲汇款。他当时还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所汇款项是从奖学金中节省出来的，待工作后有了固定收入，汇款额度就逐渐增多。

然而，汇款在“钱学森案件”后戛然而止。“钱学森案件”发生后，钱均夫的学生黄萍荪到钱均夫家中拜谒老师。钱均夫对黄萍荪说：“学森回不来了！被移民局囚禁在一个岛上，因畏其以精湛而超世的火箭技术携回中国，失去彼垄断独步之利。”[1]钱学森给父亲的最后一笔款项是1951年委托学生罗时钧归国后途经上海时带的300美元现金。恰在那时，中国科学院决定将钱学森纳入编制，并按照标准向他的父亲发放生活补助费。

此事源于1950年9月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途中被驻日美军扣留，导致其在国内的家属陷入经济困境，吴有训和钱三强便联名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提供援助。具体办法是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聘任赵忠尧为研究员，并按照研究员薪给标准的70%给其在南京的家属发放生活补助费，直到赵忠尧回国后到研究所工作为止。这个办法经郭沫若批准后，自1950年10月起由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实施。由于通货膨胀，中国科学院便以实物小米作为薪给标准。依据中国科学院临时聘任委员会1950年制定的标准，研究员每月薪给为1000至1300斤小米[2]。中国科学院采取研究员薪给标准的70%这个方案亦较为合理，因为赵忠尧并未实际到岗。

援引此例，中国科学院决定照此聘任钱学森为研究员，按照研究员薪给标准的70%向其父亲钱均夫发放生活补助费。中国科学院随后根据“就近原则”，将钱学森纳入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编制，并由该所具体负责钱均夫生活补助费的发放。钱均夫挚友孙智敏的女儿孙永说，每次都由她前往研究所领取生活补助费后再转交钱均夫[3]。那么，这笔补助费究竟有多少呢？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馆藏中，有一件由钱学森哲嗣钱永刚教授捐赠的珍贵文物《钱均夫账簿》。钱均夫在账簿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每月发放的生活补助费金额。不知何故，钱均夫于1951年11月之后未再记账，但可以确定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仍每月定期发放生活补助费。

这段时间，钱学森不仅无法给父亲汇款，人身自由亦受限制。钱学森说：“自然除了审问之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是守着我的，看看有什么友人来我家里，我又去访什么人，我有什么信。因为这些事，我也就不常出去，过着孤独的生活。”[4]不过，身在太平洋彼岸的钱学森不仅心连祖国，更有亲友的精神支持。例如，表弟李元庆就经常委托舅舅钱均夫寄去表达思念心情的信件，即便信件常常石沉大海；父亲钱均夫也不曾放弃任何机会，经常致信钱学森夫妇“以鼓动、增高他们对祖国的感怀”[5]。

最为关键的是，钱学森本人亦未曾放弃任何机会，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知有科技协会之组织”，于是“约集侨美学生组织科技协会分会，欲藉此以团结留美同学，响应祖国号召”[6]。但众所周知，钱学森被禁止归国5年之后才被准许离开美国，他于1955年7月29日致信父亲，说“有哪天能走就走”，钱均夫收到信后喜极而泣。

众所周知，美国阻止钱学森回到中国，旨在使钱学森掌握的科技知识过期失效。钱学森却反其道而行之，用5年时间完成了两项重量级学术成果，即《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正是这两项学术成果，使钱学森个人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一次从实践论到认识论的飞跃。不知钱学森当时是否知道中国科学院给他的编制，以及每月发放给他父亲的生活补助费。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科学院已经是这两项学术成果的第一完成单位了。

特殊的人才引进计划

1955年10月28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的首行写下六个字：“钱学森到北京。”那时，竺可桢刚刚协助钱学森转交了“求援信”。

竺可桢与钱均夫、钱学森父子是旧识，他又与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为故交。竺可桢年长钱学森20余岁，曾在1947年访美之际与他过从甚密，在当年暑期还邀请他到浙江大学演讲。钱学森被美国阻挠回国之际，竺可桢一直担心其安危。1954年11月5日，他从由美国归来的毛汉礼那里得知：“钱学森在CIT仍教课，但不能看文件，至于往来则受监视。”[7]

后来，钱学森终于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之下顺利回国，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他写给陈叔通的求援信。不得不提的是，此封求援信在国内的转寄者正是竺可桢。一般认为，当时陈叔通收到信后便直接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但实情并非如此。陈叔通收到信后首先交给了竺可桢，希望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处理。竺可桢在1955年7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陈叔通交与钱经甫（家治）接学森（本年六月十五日）的信，知道学森想回国，要叔老为之设法。钱被扣已3年（作者注：实际已5年）。”翌日，竺可桢便致函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说：

昨天陈叔老（作者注：即陈叔通）交来被美帝扣留在加州的我国留学生、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教授钱学森和他父亲均甫（作者注：即钱均夫）先生的信各一封。叔老的意思希望我院能设法经过外交方式使钱学森能回国。从钱个人信里可以看出他是急切地想回国而且极不愿再留在美帝的。但从附来美国报纸的新闻（53年三月）就可以看出美帝把钱看作航空工程的权威，而且以他为飞箭的专家，而这飞箭是美国想用来运载原子武器的，从此可以看出美帝之所以扣留钱，并不是因为他携带1800本书，而是怕钱回国后为祖国服务。院里应该如何拯救钱君使他能脱虎口，请你设法。[8]

张稼夫于7月17日向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报告，7月21日陈毅批示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请外交部想办法”。随后，外交部向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王炳南发去电报，指示其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以钱学森的例子向美国施压。9月6日，竺可桢终于从焦瑞身夫妇（作者注：焦瑞身回国前为美国谷物公司高级研究员）和匡达人那里得知“钱学森已准备回国，于九月十五可以上轮”[9]。10月28日钱学森抵达北京，竺可桢因参加庆祝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而未能前往迎接。但可想而知，当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钱学森到北京”时，终觉安心了。

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北京饭店为钱学森举行欢迎晚宴，参加者还有陈叔通、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华罗庚、茅以升等。竺可桢细心地发现：“钱已七八年不见，比前苍老甚多，虽只43岁，恐因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所致。”[10]这句话反映出钱学森被困5年的疲惫感，但他的这种疲惫感很快便烟消云散，因为科学报国的初心终于可以在祖国实现，且等待他的是一个足以施展其才华的岗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实际上，钱学森留美之际曾多次计划归国服务，他在1947年暑期回国时就曾有意留下。但他在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逗留期间所见皆是萧条景象，尤其是国民党发动内战让整个国家陷于“不堪入眼情况”，他只得先“仍回美洲”，但待“解放后，决心归来，又被美帝阻拒”[11]。钱学森“决心归来”，虽被美国阻挠，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有中间渠道以“北方工业主管人”的名义邀请他归国后“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科学院在筹划过程中曾制订过一份人才引进计划，对海外学子虚位以待，其中就包括钱学森。最早在1949年9月钱三强和丁瓒受陆定一的委托共同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时，就提出成立数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并列出拟聘的研究者。草案写道：

我国应用数学专家甚多，在世界上应用数学界，外国学者认为我们青年应用数学工作者的成就仅仅次于犹太工作者，现在在国内国外的我国的工作者非常受人重视，数量亦相当多，在各大学中都没有适当的系使他们充分发展。同时他们的工作与未来的高度工业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譬如超音速（编辑注：现称超声速）的飞机的研究等。因为这种种原因，建议成立应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除集中人才外尚需计划购买近代的计算机及必要的图书。可以工作的人员：周培源、王竹溪、钱伟长、钱学森（在美）、陆士嘉、张维、林家翘（在美）、郭永怀（在美）等。[12]

当1950年中国科学院进入筹建阶段时，钱三强和丁瓒的意见得到认可，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数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计划“招徕”钱学森等人。但这个人才引进计划未能实现，且中国科学院之后因实际需要，转为以筹建力学研究所为新目标。当1955年钱学森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行在太平洋上时，中国科学院于9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请他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是年10月6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十三次院务常委会，正式决定“以行将回国的钱学森为所长”[13]。

此外，钱学森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之际，还被正式聘为中国科学院16位特等研究员之一，且“特等薪水特别加多至450元一月”，其中，职务工资350元，学部常务委员津贴100元。但他后来于1963年9月7日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杨刚毅提出“学部常务委员的一百元减去”，并要求“每月三百五十元的工资也应按一九六〇年组织规定，按比例降低；以前未扣部分，现在补扣”。他还在信中给出了充分理由：“这样做了之后，我一家工资（加上我爱人的约二百元）仍将在五百元左右，这也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水平，所以多了完全不必要，而于心很不安。”钱学森“于心很不安”，是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出现困难，他希望以一己之力与国家共渡难关。

“光明的将来是我们的”

1955年10月6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十三次院务常委会，任命朱兆祥担任力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随后安排他前往深圳迎接即将归来的钱学森。10月8日，朱兆祥手持陶孟和与吴有训两位副院长的介绍信，在深圳罗湖口岸迎接钱学森一家。

10月10日，钱学森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前往上海，并停留了半个月左右，以陪伴父亲和访亲会友。其间，他两次受邀回母校交通大学访问，并在10月25日与交通大学30余人举行了座谈会，交流他正在从事的科研工作。在座谈中，交通大学工业企业电气化教研室给钱学森写了一张便笺，告知教研室正在开设一门“自动调整理论”课程，但没有参考教材，他们提出，早听说钱学森在国外写了一本《工程控制论》，他们很想读些自己国家的科学家写的书，“希望慨赠我们学校图书馆一册，倘没有原文本，可否写成中文，交印出版，推动国内科学上的这一环节”。钱学森回国时确实打包带回了数本《工程控制论》，但不知当时是否捐赠给了母校，不过几年后，此书的中文版就正式出版了。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钱学森便启程北上，并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翌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子女到天安门参观。钱学森对北京并不陌生，他曾在此度过15年的青少年时光。但此时非彼时，旧貌早已换新颜。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受邀于1955年11月9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回国观感”演讲，为了做好这次演讲，他还专门写了4页的演讲稿。从留存的演讲稿可见，钱学森的字迹并不那么工整，且有多处修改和别字。那时他已有20余年未曾系统地使用中文写作，但演讲内容情真意切，表达了一名中国科学家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钱学森在演讲中以回国一个月的见闻为开篇，先后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钱学森以自身被“拘留”与“驱逐”的经历为例，揭露了美国如何用十分险恶的手段来阻止留学生回国以及惯用的套路，即通过故意拖延办理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手续，以“不能及时出境，可以申请作为难民永久居住美国”为诱饵，从而达到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的目的。所以，钱学森回国后就收到不少留学生家属询问学生滞留境况的来信。此外，当时来自中国的信件成为重点检查对象，经常石沉大海。钱学森在演讲时建议：“我想这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在祖国的友人、亲戚，应该多多写信给他们，介绍情况，也可以夹入人民日报的社论等，使他们渐渐了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情。”

其次，钱学森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科技工作者的人生观，指出美国科技工作者在避免战争以及避免经济恐慌和失业之间的矛盾心态。他说：“我的同事中就很有几位无心于研究及教学——因为研究的结果被用在战争的武器上，教出来的学生也是去备战的工业中心工作，因此就灰了心，以少作正经事为原则。有的回家种花，有的回家天天修理和油漆房子，有的努力于公益和慈善事业，作为他们精神上的寄托！”事实上，钱学森留美之际正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那时的他早已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面。

最后，钱学森以在美国现实生活中的“生产衣服—卖衣服—买衣服”为例，指出因资本主义的利润目标而导致的物资浪费、阻碍生产技术进步等现象，同时通过对比社会主义“考究节约物资”“欢迎生产技术的改进”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基于此，钱学森在总结时指出，“他有了内在的，不能避免的矛盾，他必然走向没落的道路”，并预言：“光明的将来是我们的！”

钱学森预言的立论依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颇为一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同时还蕴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研究的朦胧意识。而这正是钱学森晚年回归学术后的重要研究方向，这个朦胧意识恰似钱学森个人的思想历程上的一座灯塔，坚定地指引着他航行的方向，助其不断绘制一个又一个思想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