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
ISBN：978-7-115-64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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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科技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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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梳理了100 名院士珍贵的入党材料，回顾老一辈和新一代科学家的入党心声，回望杰出院士党员的奋斗历程，回眸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理想，讲述了他们面对民族危亡挺身而出，为国为民奉献一生，扎根基层、甘坐冷板凳，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的动人事迹，从而展现自信自强、勇攀高峰、蓬勃向上的中国科技力量。
本书生动诠释了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鼓励当代科技人才勇当创新主力军，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不懈努力，推动当今中国科技界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
民族危亡时刻，科学救国与革命救国交织成中国科技事业的主旋律。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秉持报国初心，立下誓言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胰岛素……一个个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解决国家发展和安全重大问题的关键核心技术得以攻克。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记初心使命，攻关原始创新，勇攀世界高峰，引领产业发展，谱写了大江南北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系统梳理了100名院士的入党材料，生动讲述老一辈和新一代科学家的故事，展现他们的爱国情怀，以及他们对科研事业呕心沥血、百折不挠的科学精神。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代又一代爱国科技人员，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丽诗篇；回顾了红色科学家投身祖国建设，为了民族发展、科技进步、民生改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不计得失、集智攻关的感人事迹。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是本书最鲜明的特色。爱国情怀和博大胸襟，通过朴实无华的文字娓娓道来。科学家们用韶华写大爱，以忠诚铸重器，在科学事业上奏响爱国的主旋律。一个个坚定的奋斗故事，带来勇毅前行的力量。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祖国大地上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凝结着广大院士的心血和汗水。我们的很多院士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怀，都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他们埋头做事，默默奉献，他们的身上有文人的风骨，也承载着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这个宝贵的基因如能代代相传，更多优秀的人才接续前行，我国科技事业就永远有希望。
没有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就不会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考虑，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进行统筹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为未来科技创新发展作出了全新定位，明确了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若干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们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韧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追求真理的事业，应该与时代齐鼓角，同大爱共铮鸣，替社会谋发展，为人民立新功，和民族梦想同频共振。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科学家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
中去。
《科技日报》自1986年创刊以来，一直为中国科技事业鼓与呼，与科学家同行，替科学家服务，为科学家代言，给科学家立传，创作了大量讴歌科学历程、颂扬科学家业绩、赞美科学家精神的新闻报道，在读者中影响巨大。希望《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一书能够激励科技工作者立足本职岗位，坚定自信，迎难而上，肩负时代重任，为建设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冠华
党史百年，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满怀“跟党走、为人民”的科技报国之心，如同一颗颗闪耀夺目的星星，始终与党的事业生死相随、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建党百年之际，科技日报社举全报社之力，精心策划、重磅推出了大型专题报道——“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以建党100年来100名院士的入党申请书、入党志愿书等史料为切入点，精心讲述、动情展现他们入党前后的感人故事，带领读者重温他们科技报国的坚定信仰、执着追求。
一年间，科技日报社在全媒体平台集中推出了100组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的融媒体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科技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强烈共鸣。新浪微博热搜一度置顶“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话题，该话题累计阅读量超过1亿。这组报道还入选中国记协“庆祝建党百年融创报道十大精品案例”。
为了更好地弘扬科学家精神，编写组在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帮助下，决定将上述内容集纳整理，以图书的形式集中展示。我们希望通过“百名院士的入党心声”这个小切口，展现百余年来党的科技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彰显百年来院士们科技报国的不变初心，激励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奋力前行。
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100名院士入党材料的档案图片。这些图片以其原始、真实的面貌，生动呈现了院士们矢志不渝的入党初心与坚定信念。寻找这些珍贵资料的过程异常艰难，我们联系了50多家科研院所和10多家大型科研企业及相关高校。我们始终坚守保持历史原貌的原则，由各单位按照原始形态精心呈现部分内容，力求让读者能够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帮助我们做了很多沟通协调工作。
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100名院士入党前后科研攻关的感人故事。这些院士中，既有钱学森、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有杨伟、孙聪等如今仍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当代科学家。他们的科研领域覆盖基础研究、航空航天、核工业、农业水利等各方面，他们的成就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的科技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科学家精神。
百年党史砥砺辉煌，百名院士奉献担当。在百年党史的恢宏历史画卷中展现薪火相传的科学家精神，参与编写工作的每一位记者、编辑都受到了灵魂的洗礼、精神的震撼。希望我们的倾情投入、动情用心也能给读者们带来共鸣。
希望科学家故事被更多人了解，希望科学家精神代代传承。
本书编写组
第一批光学玻璃、第一批军用望远镜、第一台红外夜视望远镜、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速摄影机……无数个“第一”背后，有一个名字叫龚祖同，他是我国应用光学的开拓者。
龚祖同成长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小学时看到黄浦江面上的外国轮船和军舰，小小的种子埋在他心里：什么时候黄浦江上的轮船，才能飘扬中国人自己的旗帜？
1926年，考入清华园的龚祖同勤奋攻读、课业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天，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找到龚祖同说：“应用光学技术在军事上十分重要，目前世界强国都在研究，可惜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今年要选派一位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应用光学……”叶主任的话还没说完，龚祖同就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说：“是空白，那我就去填补！”
命运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悄然转向，祖国的召唤响彻青年耳边。龚祖同放弃了近在咫尺的博士学位，成为归国潮的一员，在昆明投入为抗日将士制造军用光学仪器的工作中。在他的努力下，我国光学事业正式起步。
1940年，龚祖同在同学的帮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小型光学玻璃试验工厂。有一天，他刚要去工厂，突然有几个特务把他绑走了。他们给龚祖同安了个“走私军火给抗日武装”的罪名。在亲戚朋友的多方营救下，他才脱险获释，可是工厂遭到查封，制造光学玻璃的试验夭折了。抗日战争胜利后，龚祖同满怀希望地跑到秦皇岛，准备接收日本一家光学厂，继续光学玻璃的试制。然而解放战争爆发，刚刚开始的试验又停止了。龚祖同在等待！
待到新中国成立，龚祖同试制光学玻璃的愿望才得以实现。1953年春节，我国第一块光学玻璃在龚祖同的手中诞生。看着透明晶亮的玻璃，回顾十余年来为它奔波的艰辛，龚祖同的眼里泛出激动的泪花——他打破了我国光学玻璃只能进口的“魔咒”。
1962年，龚祖同就任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西安分所（简称“西安光机所”）所长，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光学纤维研究室，于1964年拉制出我国第一根光学纤维，又研制出我国第一个传光束和第一个传像束。龚祖同还组织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红外夜视望远镜、第一台高速摄影机等。龚祖同研制的高速摄影机成功拍摄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照片，这些照片是珍贵的技术分析资料。
在龚祖同的领导下，西安光机所成为我国高速摄影和纤维光学的研究基地，以其高速摄影技术和光子学的完整性、先进性闻名世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80多岁高龄时，龚祖同又开始光子学的探索，指导了当时国内最大口径天文望远镜——2.16米光学天文望远镜的研制。逝世前一年，龚祖同还为青年光学工作者讲课。
龚祖同常说，作为研究人员，要把握住学术前沿的脉搏，要抓住学术的火花和苗头。他不断叩击着新兴学科的大门，把自己的一生投入振兴中华民族的光学事业中。
美国人形容他“一个人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毛泽东主席却对他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1949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并担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听到新中国成立这个好消息时，他知道自己期盼的机会来了。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学习工作的十几年，“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有人问钱学森是否在美国存了保险金，得到的答复是：“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坎坷。他被软禁长达5年。面对美国检察官“你忠于谁”的提问，钱学森毅然作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直到1955年，他才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向国旗敬礼。
回到祖国后，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当时的航空包括现在的航空和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这个意见书随即被中央采纳。钱学森高瞻远瞩，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铺就了通天大道。
导弹研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张白纸。整个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唯一见过真导弹的就只有钱学森。钱学森给学员们开设“导弹概论”课程，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
创建中国的导弹事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钱学森清楚，它的难度不仅仅在技术层面，更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下——薄弱的工业基础设施，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缺乏懂得现代国防尖端技术研究组织的管理人员，等等。如何把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并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高质量、可靠的型号产品呢？
钱学森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研究、规划、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一体化。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钱学森主持规划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系统，参与了我国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设计了用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
“我一定要付出一切为大家的幸福生活而奋斗，而最幸福的生活是通过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钱学森入党时在个人自传中写下的这句话，道出了他一生的执念。
他是少有的几位参与研发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中国人；他发明的用于测量金属内耗的扭摆仪，在国际上被命名为“葛扭”；他利用该仪器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科学界定义为“葛峰”；1999年，他以86岁高龄受颁美国矿物、金属和材料协会最高奖项“罗伯特·富兰克林·梅尔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科学家。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是我国金属物理学的开创者。
葛庭燧17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静心读书，矢志用学识报国，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
葛庭燧一颗红心向党，研究生期间曾化装成牧师闯过日本宪兵的关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八路军某军区，秘密运送雷管、无线电元件和科技资料，成为冀中地区抗日地雷战的幕后英雄。
留洋海外，胸怀科学救国之心，葛庭燧牢记祖国的艰难困苦。在美国4年，他凭着一名中国学者的刚毅与刻苦，取得一系列开拓性、奠基性科研成就，奠定了“滞弹性”这个全新领域的理论基础，成为世界金属内耗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被写入物理学词典。
1949年5月的一天，在美国，一封来自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密信经葛庭燧转交到钱学森手中，邀请他回国建设祖国的航空事业。时隔44年，钱学森在给葛庭燧八十寿诞的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1949年11月，已在国际物理学界卓有建树的葛庭燧破除万难回国。他说：“我要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为中华民族争气！”
时光流逝，记录着一位科学家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1952年10月，葛庭燧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条件，举家迁往沈阳，在一片菜园里建起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他把科研项目与钢铁厂的生产实际结合起来，陆续发表了11篇研究论文。1955年12月，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中国向苏联学习的时代，唯有固体内耗领域，苏联要向中国学习，这正是因为葛庭燧的杰出工作。葛庭燧领导的科研小组逐步认识到，非线性滞弹性现象应该与位错和溶质原子的交互作用有关，从而提出了位错弯结-溶质原子芯气团模型，揭示了该现象的物理本质。
1980年9月，已近古稀之年的葛庭燧只身前往合肥筹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为改革开放后急需人才的祖国大地培养出近3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春风拂野，绿满江川，这批青年学者们先后8次斩获国际科技大奖。1989年，葛庭燧获颁内耗与超声衰减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甄纳奖。
葛庭燧心里有真理，有学生，有国家。他曾经跟人说，自己所在的国家开放实验室有12万元经费，足够了。这让听到这句话的人印象深刻：之前从未听过任何科学家说自己的经费足够。
有人说，葛先生培育了一棵大树，如今这棵大树已根深叶茂；还有人说，他始终是一面旗帜，是泰山顶上一青松，是激流水中一磐石。
1948年，35岁的钱三强带着导师给的放射源，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临行前，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回到一穷二白的
中国？
钱三强回答：“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目睹1949年后脱胎换骨的中国，钱三强无比激动，他渴望为中国强大起来付出自己的一切。1955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三强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奠基性贡献。他主张以苏联、法国科学院为雏形，设立中国自己的“国家科学院”。他参与起草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勾画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竺可桢评价钱三强：钱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
回国后，钱三强便全身心投入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开创之中。他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51岁生日之际，他见证了自己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从此记住了他的
名字。
早在1960年6月，钱三强就提出，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氢弹与原子弹的原理和规律不同，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事实证明，对氢弹原理的探索，在氢弹研究的早期不可或缺，钱三强的决定非常有远见。
钱三强的科学预见性和预谋的思想不只体现在氢弹研制上。1960年，随着苏联专家的撤离和苏联援建项目的停建，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处在特殊位置上的钱三强预设题目，调动精兵强将，主持了铀同位素分离、点火中子源、钚的提取和氚的生产工艺、燃耗测定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的攻关。有人后来回忆说：“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有准备了，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1962年，钱三强在一次谈话中说：“现代的科学研究都是规模很大的，搞原子弹、氢弹不只是少数人奉献，主要是党的领导，大力协同，这是集体创造……任何时候，科学研究都要大力协作，既要注意发挥个人才能，也要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努力创新……”钱三强一直倡导大力协同，并身体力行。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西方媒体在震惊之余，往往想当然地去猜测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对于外国媒体的传言和猜测，钱三强多次严肃指出：“中国原子弹研制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钱三强曾说，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夺取胜利的征途上，他感到高兴、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