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之谜 了解儿童内心世界的心理学指南
丁瑞佳 译
张沛超 审校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lP）数据
童年之谜：了解儿童内心世界的心理学指南/（以）罗尼·索兰著；丁瑞佳译.一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1
（治愈系心理学）
ISBN 978-7-115-52290-0
Ⅰ.①童… Ⅱ.①罗…②丁… Ⅲ.①儿童心理学 Ⅳ.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5691号
◆著 ［以色列］罗尼·索兰（Ronnie Solan）
译 丁瑞佳
责任编辑 柳小红
责任印制 彭志环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4 2020年1月第1版
字数：310千字 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8602号
定价：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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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发展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视角，细致解读了儿童生命初期的情绪发展理论，指出自恋有健康和不健康之分，并对健康自恋的发展与形成过程做了详细阐述。本书内容可以帮助父母理解孩子的内在心理过程、孩子的情绪记忆及其对以后关系的影响，让父母学到落地的儿童心理学知识，真正按照孩子的心理发展规律教育孩子，给孩子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指导。
本书也解读了原生家庭如何对人产生影响，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作者指出了这种影响在伴侣之间互动及育儿过程中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同时指出应如何对原生家庭的影响进行觉察，以便能够终止这种“原生家庭神话”，真正吸纳原生家庭的资源，摈弃原生家庭的劣势，为孩子创设一个不同的成长环境。
本书适合父母、老师、心理学工作者，也适合所有希望了解儿童成长规律及其对人的持续影响的人群阅读。
激发我写作的海姆·索兰博士，
我挚爱的丈夫及终身伴侣！
★本书英文版翻译编辑为伊恩·德雷尔（Ian Dreyer），科学编辑为露丝·希达洛（Ruth Shidlo）。
★在整本书中，凡泛指婴儿、儿童或成人——即不涉及某个特定的有名字的人时，性别代词（例如，他/她；他的/她的）统一使用男性代词。这是为了确保文章的一致性，以免读者揣测文中泛指代词所指对象到底是谁。当涉及特定的性别（例如，母亲、父亲）或者临床个案时，则使用相应的特定性别代词。
创立家庭的爱在文明中依然保留着其威力……它执行着将为数众多的人相互结合起来的任务……在陌生人之间产生了新的纽带。
——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勘破童年的秘密揭示幸福的秘诀
能够审阅自己的老师和朋友、索兰博士的这本《童年之谜》译本并为之作序，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首先以希伯来语（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写就，后来又被翻译成英语，读者现在阅读的译本是由我的朋友丁瑞佳精心翻译的。作者罗尼·索兰博士出生于以色列，在瑞士求学取得儿童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接受了精神分析培训，后回到以色列，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并在特拉维夫大学及以色列精神分析学会任教多年。她曾受教于多位知名的心理学家，例如，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儿童发展心理学大师、瑞士精神分析学会会员，雷内·斯皮茨（René Spitz,1887—1947）——儿童发展精神分析学家，雷蒙德·德·索绪尔（Raymond de Saussure,1894—1971）——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儿子、瑞士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师，等等。索兰博士精通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并以这三种语言发表过许多论文和著作。也正因如此，本书涉及的内容全面而丰富，换言之，本书不仅多次参考精神分析的各种经典著作，也吸收了目前儿童实验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并兼顾了盎格鲁撒克逊系精神分析和拉丁系精神分析的见解。
正如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说：
《童年之谜》是我的理论创新与临床实践的结晶。这本书有助于澄清个体早期的心理体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婴儿的正常或病理发展路径的演化。它还关注童年体验如何在成年、伴侣和父母身份中得到体现。我的理论来源于我多年来对公认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文献以及我对临床工作的理解，两者相互借鉴，相辅相成。
作为一本专业著作，本书以自恋的发展与谱系为轴，整合了自弗洛伊德至斯特恩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聚焦于口欲期和肛欲期（预计索兰女士会推出论述俄狄浦斯期及其之后的专著），探索了儿童的认知、情绪、客体关系与自体、主体间发展的各个方面，不可谓不精深。作为一部创新之作，索兰博士巧妙地将免疫学的概念引入到对自恋现象及病理的理论中，提出了“自恋免疫系统”理论，并且将之细分为自恋有益图式、自恋伤害图式、自恋破坏图式，用来解释各种正常及异常的发展现象。这显示了其师皮亚杰对其的影响，也拉近了我们与大师的距离。在我个人看来，这是自科胡特之后，有关自恋现象及病理的最具整合性和创意性的理论。本人虽然在本科时学过免疫学这门课，读硕士时学过有关皮亚杰的专题，但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问题，老师的理论让我耳目一新，对很多疑难个案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来访者，似乎处于一种特殊的“自恋免疫亢进”的状态。我相信，各位同道都会从索兰博士的理论中有不同的收获。
本书虽然精深，但仍适合相关领域的人员阅读，如早教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儿科医生及儿童精神病学家等，因为本书涉及的人物和所参考的文献几乎可以深入到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待儿童心理发展的各个方面。即使是一般读者，包括父母和准备成为父母的人，都能从贯穿全书的一系列故事中获益。索兰博士以夹叙夹议的风格娓娓道来，在书中叙述了很多故事，有些是有关其本人及家人的，有些是她所观察的婴儿和儿童的，有些则来自她超过50年的临床实践。这些小故事的存在，不仅佐证了索兰博士的理论，也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哪怕暂时不能深刻理解书中的理论，读者至少可以感到，这些或许也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在全书的最后，索兰博士以一句深情的话总结——
爱，和工作或任何有创造性的事业一样，都隐含了我们幸福的秘诀。
读罢此句，我不禁想起在以色列时与老师共处的温馨时光，她是如此温暖、亲和，让人能够完全放松，从而自然产生创造性。她是一个幸福的人，也将这样的幸福带给了许许多多人，现在她也将之呈现在读者面前。
张沛超
哲学博士
精神分析师
2019年10月于深圳福田
在本书中，临床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罗尼·索兰（Ronnie Solan）将她对儿童发展的解析置于我们面前，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她以一种新鲜、有趣的视角，对自我、自体及其与他者关系的动力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索兰在精神分析、个人成长和专业上都受到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影响，将自己作为观察者的特殊敏感性运用到工作中。在心理治疗性关系（临床或督导）中，索兰的方法帮我们对父母和孩子、夫妻和伙伴间的人类关系的挑战有了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理解。
在对后弗洛伊德学派关于儿童早年性心理发展模型进行详述和更新的一系列努力中，艾琳·乔斯琳（Irene Josselyn）的经典著作《儿童社会心理发展》（The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会首先进入我们视野中，然后就是近些年转向实证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丹尼尔·N·斯特恩（Daniel N.Stern），以及由约瑟夫·玛斯琳（Joseph Masling）和罗伯特·波恩（Robert Bornstein）所收集的论文集。他们每一位都强调了整个阶段至关重要的一个新板块，但近期没有人试着对弗洛伊德最初的阶段理论重新总结归纳。即使是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S.Mahler）新做出的、具有标志性转折意义的对早年分离—个体化阶段的描绘，也需要用近年出现的对性心理发展的微观研究的修正见解进行重新调整。我特别注意到法国各精神分析学派和后克莱因学派的著作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事实上，在这些早期作品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在理解前语言期心理体验、镜像和审美领域、前客体关系、早期感知地图和初级心理包膜、内化和象征化的途径，以及心理化萌芽的精细维度和自体—他者的经验表征方面，我们经历了重大的改变。这些领域的进步扩大了我们临床工作可以“企及”的程度；反过来，临床成果也帮助我们提升理论。然而，目前仍缺乏一个在学术和临床方面同时具有灵敏性的概说，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收集和组合，并进一步完善这些发展，为我们提供一个适当的儿童心理发展的增强模型，用以指导学习精神分析的学生。
罗尼·索兰希望在这本重要的书中阐明的有关童年之谜，从本质上讲是在人类发展所固有的矛盾维度中显现出来的。这个谜并不总是被如此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在童年时经历了一种早期的焦虑，而无法定位或具体化这种体验）；除了透过哲学家、诗人和心理治疗师的眼睛将其问题折射出来外，这个谜一般都不会被道出。然而，不管我们是否理解这一谜题，它确实于我们的内在搅动着——驱动着我们的发展，使其复杂或冲突，或完全妨碍我们——就像孩子们的成长过程，说话的主体（他们必须将让我们感受到差异性之前就存在的语言模式内化，我们也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够明确地表达我们自己），以及关系中的伙伴双方。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挣扎着寻找和表达出在治疗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独特而又常常相互矛盾的关系品质，对他们来说，内心和主体间动力学的神秘特质是工作的中心。作为心理治疗师，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目标，我们不太能让童年的谜团不经探索或只是个隐喻。
我很幸运地注意到罗尼·索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她的研究成果最早是以最恰当的形式发表在《儿童精神分析研究》（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上的。很明显，她捕获了自恋最基本的健康作用，即自恋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心理缓冲，用于缓解在自体的分离（separateness）和联合（joinedness）[ 索兰称之为“联合性”（jointness）]之间的持续运动中存在的痛苦。尽管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在20世纪70年代末写了有关自恋的革命性著作，但其对自恋的主要观点是将之视为一种病理性表达，因此索兰的观点仍是新颖的。有意思的是，因为能够将罗尼·索兰作品中表达的内容与徘徊在我脑海里的内容和工作联合起来，这鼓励我邀请她参与我正在编辑的文集，从而进一步探索她的研究，也是这种探索让她产生了“待不熟悉为友”（befriending the unfamiliar）的概念。
如前所述，童年之谜是一种令人困扰的悖论，可以说其描绘了人类的天性和作为人的体验；因此，这种神秘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索兰所关注的矛盾维度是一种双重现象或两极分化的现象。第一个维度——我们可能认为是外向型——我们的自体感是建立在差异性之上的，是模仿我们周围的其他人或“非我”，并且在整个生活和所有关系中保持这种对他者和自体（other than self）在数量上的敏感，这可以是令人愉悦的。第二个维度——最初是内向型的——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体从自恋的状态中浮现，完全没有差异性，我们通常称之为自私。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自恋性投入的补充，我们就不会拥有足够的自体感来将自己与他人进行区分。
这些相互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张力很快变成自我（ego），尽管它们还不能被概念化。自我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可以想象：为了保护自体，我们需要多少自恋，又要牺牲多少自恋，或者为了让我们欢迎、承认、善待他人他物，我们要屈服于多少其他的心理运作。古犹太圣人希勒尔（Hillel）问道：“如果我不为我自己，那么谁将为我；当我只为我自己，我到底是谁？”
这个悖论在婴儿（如果不是胎儿）张开嘴的那一刻起就诞生了，因为婴儿体验到一个间隙，而外来的实体进入其中，婴儿对感官周围的刺激有所反应，特别是通过我们所知的皮肤这一有着双面孔（Janus-faced）的屏障——这基本上定义了口欲期。孩子再次体验到这个残酷的悖论，是当其更能意识到（口欲期的成就让孩子具备了这样的能力）食物和粪便在消化道内的存在以及身体更多入口的意义——这定义了肛欲期。性别、竞争性的性目标以及客体的多面性意象的增加将更早阶段的成就进一步复杂化和性欲化，这种双重效价的张力也呈指数级增长。在这里，我必须指出，索兰主要强调的是口欲期和肛欲期的分离—联合，而且有时读者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她不够重视俄狄浦斯期的作用；我们期待她通过进一步的工作来完成对随后发展阶段的概述。
这种双重悖论的角度极其重要。当代理论构建和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自恋是一种“健康的”或规范的次级自恋，与仅将自恋这个概念视为一种病理性的心理状态不同，它并不是站在健康的自我感（selfhood）或与他人关系的对立面。最重要的是，自恋是用来遮盖、包封（隐喻性的包封，也可以作为自体被包含在内的包膜）并保护自体、调节其在与他人交往中的损耗的。
自体经验的乐趣与我们的容忍、寻求、享受或拥抱谜题（“悖论”并不是一个情感状态）的能力以及准确地关注那些表明谜题的强度或数量可能与很快超过安全基线的信号的能力直接相关。索兰用她独特的方式阐述了自体如何与这种两难进行斗争，她谈到了自体对差异性“待其如友”，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创造了一种对差异性的熟悉感。她对这个词的使用是恰当的，因为“朋友”这个词的词根与爱和快乐这两个词 [1]的关联十分紧密。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索兰的想法，应该说，她描述的是一种保护装置，这个保护装置不断补充自体内在的尊严、敏锐和隐私，同时恢复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在她的理论的众多应用中，索兰慷慨地选择了我的一个研究领域，并强调了笑话和幽默感在根本上是如何被设计的，以保持一个保护的包膜，包裹着我们对差异性之谜的最早的感知。
在索兰的观点中——我认为新颖是至关重要的——自恋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体免疫系统，阐述了弗洛伊德关于刺激屏障（或保护性壁垒）的最富有成效的概念。这使她能够进一步假设一个更广泛的自恋性自身免疫系统，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持续运作，并且她能够区分这一系统的11种功能。健康和病理在舒适和高效的自体—他者的关系中——主要是在非自体刺激、实体和发展的世界中维持自体熟悉感的能力——现在可以被更准确地概念化为自恋免疫功能的不同水平和素质，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取决于对这一系统的亚成分获得的成就进行内化的程度。
罗尼·索兰在本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迷人悖论中最重要的几个部分（这些直到现在也只是对其的部分描述），以减少本身童年/自我感（selfhood）之谜在我们内在激起的困惑感。我并非希望在此看到一个枯燥的、智力上的谜题最终被解开，而是一个深层次存在的结，它跨立于心理体验的核心——对自体和他者的体验——当跨越这个结的时候，我们会绊倒或者学会享受。
那么，地狱不仅仅是“他人”，这是萨特（Sartre）在他的戏剧《禁闭》（No Exit）中典型的误读。地狱不是另一个人，它不是“在那里”；地狱是自体不可磨灭的差异性部分。这种原则上的精神焦虑源于一个事实，即自体永远都神秘地预示他者；我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视为他人意识世界中的一个客体，并且语言的神秘特质使我们无法对之完全辨别或破译[2]。这个谜既是陌生的，又是熟悉的，索兰认为，自恋发展的任务就是帮助自体维持一个平衡。
童年之谜、自体与自恋及他人他物之间关系的谜团，可能与很久以前引起弗洛伊德注意的体验范畴相似，也自此一直令人关注。我在想离奇、可怕的体验，奇怪、陌生感以及朋友的反义词……一些让人同时感到知道和不知道、熟悉和不熟悉的奇妙感和神秘感。我们一般能意识到，我们不能很轻易地冲淡这种奇怪的不安感和恐惧感，并期待这种神秘感由坚持“它是什么”这个结论激活。如果一个人把这种经历强加到一个绝对的二分式框架中，就会扭曲其真实的价值，就像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巧妙地告诫我们不要强迫孩子宣称他是否找到了或创造了过渡性客体一样。这样做将破坏所有关于过渡性经验的特别之处，并最终阻碍象征化的发展。此外，任何过早或不自然地修改包含精神发展特定维度的“神秘”或“谜”之体验，都将导致缩减、麻木或偏执性妥协。正如索兰所定义的那样，自恋免疫系统保护谜团柔和而光亮的品质。
我将引用下面这段话来结尾。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它与自体、自恋和他者之谜间具有间接却不可避免的相关性。下面这段话是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段很酸楚的人生经历，那是在众多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令人难以理解地）被遗落的珍珠。
因为“双重”（double）的神秘效果也属于［对神秘的研究］，有趣的是未经请求和不被期待地遭遇自己的意象是什么效果……我一个人坐在火车卧铺小隔间中，当火车比平时颠簸得更加猛烈时，邻近清洗间的门在用力摇晃，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穿着睡衣、戴着旅行帽进来了。我以为他是离开两个隔间之间的清洗间时走错了方向，误入了我的隔间。所以我跳起来，想让他找对地方，但我立刻意识到，那个闯入者只不过是我在打开的门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而已。我仍然记得我完全不喜欢他的样子，反而被我们的“双重”吓到……我只是未能识别［它］。然而，我不喜欢这种双重的感觉，这是一种古老的反应的残留痕迹，那种“双重”的感觉是不是神秘的？
当我思考弗洛伊德的错综复杂的例子时，他似乎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分析性心理工作的浓缩式同构！我们也许可以重新构建私人隔间——暂停在两种心理状态之间，在跨越边界的梦幻模式中进行非空间穿梭——火车上隔间里打开的门上的镜子，和心理空间之间描绘的阈限，就是分析性框架概念的模拟物。短暂地偏离了习俗和礼貌的举止、心不在焉的心理、幻想中的心理，此时变得更能够被关注或理解。通过正常发展动力魔术般的退化，框架被设计来允许对某些人和某种差异感重复“自体”的“古老”的不友好的“痕迹”。在弗洛伊德的例子中，另一个人被暂时体验为一种离奇的双重；在其他时候，也有类似于旧事如新和似曾相识的轻度解离的经历，以及在急剧的精神病性体验中，想象一个孪生兄弟姐妹。我们习惯的“夜行衣”或包膜不能总是隐藏这个谜，或者把它凝结到我们能处理的情感方面的二分法、分裂、黑白价值观和礼节上。无论是怎样的内心冲突让弗洛伊德遭受了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和侵入性的我—他体验，罗尼·索兰会希望我们能“待其如友”。对分析师和病人的挑战在于逐渐重新学习如何容纳和结交这些经历，并恢复对谜更加友好热情的态度。
摩西·哈勒维·斯佩洛博士（Moshe Halevi Spero,Ph,D）
巴伊兰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研究生项目的教授兼主任
《以色列精神分析年刊》主编
本文选自该刊物
[1].古英语frēond意味着朋友、情人或亲戚，与老撒克逊人的friund、古高地德语friunt（德语freund）以及哥特式无限frēogan表示“去爱”同源。
[2].与索兰看待自体、自恋的作用谜一般的品质相似，尚·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认为从纯粹的病理学范畴对“诱惑”的评估，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在精神发展最早的架构中的基本作用。在此不能进行详细的讨论，我只想说，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原始或经典的“一般诱惑理论”，拉普朗虚强调另外一个成人以及这个成年他人的潜意识在孩子形成其心理装置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拉普朗虚看来，特别让人想起拉康，那些基本的内在能动性——自我、潜意识和超我——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次要于原始、神秘的他人铭文(由语言传输的)，而自身的特异性是源于婴儿试着掌控、象征和“翻译”这些铭文获得了部分成功和必要的失败所得。拉普朗虚的观点和索兰对自体—他者和分离—联合之谜“待其如友”的概念交叠的部分值得更进一步的探索。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每一个成年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孩童，这个孩童被认为代表了该个体早期生活经历的记忆痕迹的总和。我们每个人自身都包含有源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客体关系叙述的层层记忆痕迹。这个隐藏的孩童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回荡，影响我们对当下情景的身体感觉和情绪反应。这对我们创建的新关系有很大的影响，诸如我们作为父母时和自己孩子的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中的一方，等等。
写本书的想法源于我想与他人分享孩子从出生开始的情绪发展进程；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主题，也是我多年带领的研讨会一直讨论的主题。这些研讨会是特拉维夫大学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心理治疗继续教育项目中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是对参加研讨会的数百名与会者表达感谢的良好机会，他们对我形成有关儿童动力学发展的新理论都做出了个人的贡献。我将在本书中阐明这一理论。我的有些观点已经在各种专业论文以及本书最初的希伯来语版本中阐述和呈现。
我的基本观点，用温尼科特的术语来说，即大多数父母都是“足够好”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理解及其对孩子的爱尽最大努力为孩子付出。
……无论如何你都会犯错误，这些错误会被孩子看到并被其感觉为灾难性的，他们会试着让你为这些挫折负责，即使你对此并没有责任……如果有一天你的女儿要求你为她照顾婴孩，你会觉得得到了奖励。因为这表明她认为你可以做得很好；或者你的儿子想要在某些方面和你一样……
《童年之谜》揭示了婴儿在口欲期和肛欲期的早期心理发展及其对婴儿正常或病理性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父母对孩子情绪发展的影响。在情绪发展阶段所提到的年龄划分是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平均年龄，个体的发展阶段与之有些偏差也是正常的。将发展的不同方面之间进行切割具有某种程度的随意性，这是为了便于在教学中进行描述时可以更加清晰，也是为了让那些对分析和临床工作不熟悉的读者也能读懂。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方面相互交织，很难客观地将之分开。
从临床观察和治疗中截取的例子可以帮助读者提高他们对早期发展过程的理解，也让他们了解隐藏于自身内在的孩童。
《童年之谜》集中在四个重要的主题上：自恋、自我、客体关系和分离—个体化。这些熟悉的基本概念在情绪发展中被整合和概念化在新的理论和临床术语中。
我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健康自恋的功能运作概念化，我将其视为一种情绪免疫系统，保护着我们自体的熟悉感、抵制任何挑战这种熟悉感的陌生或差异性。这种概念化将在生物免疫系统的语境下进行研究。此外，我建议重新审视自我的功能运作，包括适应机制和防御机制的区别，以及它们在口欲期和肛欲期的运作模式。这一区别将阐明，我们如何通过自我适应的功能运作来改进和实现我们的智力潜能（精神运动、认知和情感）、应对现实，以及如何保护自体抵御陌生感和随之而来的、可能破坏我们稳定性的恐惧和焦虑。
我也对正常的客体关系进行了新的阐述，并将其定义为“联合—分离”，即在整个生命中从出生时具有口欲期的亲密特征到肛欲期时具有的协调特征。这一阐述将表明，为什么我将原始母婴关系中存在的共生视为对客体关系的损害。
综上所述，这些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正常情感发展的基础。它们还提供了洞察自恋功能和（可能导致自体易碎和脆弱、不成熟的个体化、自恋障碍和病理性现象的）客体关系受损的可能视角。
我所提出的创新的理论定义最早是在精神分析前辈的温室中由我的导师培育的，现在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延续。我知道，任何理论创新最初都会引起一种陌生感和抗拒感。与此同时，我希望我的理论方法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它将有助于保持情感渠道的开放，以吸收熟悉的内容，也能待新奇如友，而不需要我回顾众所周知的理论立场。
在我的书里出现了很多婴儿、儿童和成年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展示出正常的发展过程，另一些人展现出情感障碍的发展过程。本书引用的治疗中的描述都是基于我对婴幼儿的观察，以及我对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和伴侣的临床和诊断工作。基于我多年的经验，依靠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的理论背景，我选择了比较突出的例子（诚然是一个小样本）来说明我的理论。
为了保密起见，本书所提及的病人信息都很模糊。然而，对情感过程的描述、个人叙述和事件的顺序是真实的，所以过程的本质和关联性得以保留。我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病人，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清晨，肖恩（Sean）一路向前，从自己熟悉的母亲的子宫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充满着光的陌生空间。这个空间里的生活环境与他曾经所习惯的地方完全不同。来自母亲子宫和出生这一瞬间的感官刺激，作为生活初始体验的记忆痕迹被永久地铭刻在心，也为他区分熟悉和新世界中的陌生与新奇奠定了基础。
我们惊叹于胎儿在母亲子宫内的成长。胎儿原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细胞结合而成的，这一结晶具有与两个祖细胞相似的特征，但又和它们有所不同。母亲和胎儿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却共享着一个空间——子宫，他们通过脐带和胎盘相互连接。有时候，胎儿睡着了，母亲醒着，母亲会焦急不安地想，为什么胎儿不动了；有时候，母亲睡着了，但是胎儿却醒着，干扰母亲的睡眠。然而，母亲时不时否认胎儿的可分离性，并试着去感受它融合在自己体内，仿佛他们结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实体。这种人与人之间从分离到结合的流动持续贯穿于整个生命过程中。
母亲十分留意胎儿运动和反应的节律，并对其进行解释，通过抚摸肚皮或唱歌与胎儿交流。母亲通过腹壁形态的改变来观察胎儿的活动，也可以通过超声波对其进行观察。她开始了解胎儿，试着想象它出来时长什么样。当她在“设想现实”的时候，借用布伯（Buber）的说法，她将自己不熟悉的胎儿变成了一个更加熟悉的客体，期待着能将宝宝抱在怀里的那一刻。这一刻，她对宝宝的爱汹涌而至。
子宫中的胎儿受到子宫内心理环境和母亲情绪状态的影响，但是胎儿没办法理解这一切。虽然如此，子宫是它所熟悉的地方，在封闭的空间里移动、生存，一种熟悉和幸福的感觉在胎儿心中升起，直到它完全准备好来到这个世界上。
现在，新生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陌生世界，他被迫靠自己呼吸。哭声从他的喉咙里释放出来。他大概感到自己也是陌生的，并且从一个全新的、不熟悉的视角与母亲邂逅。毫无疑问，对新生儿来说，这是很具有戏剧性和创伤性的时刻。在面对新的陌生世界时，他完全依靠父母的帮助才能生存并保持自己的自体熟悉感（sense of self-familiarity）。
在母亲看来，分娩阵痛和宫缩意味着分离过程：胎儿从她体内出来，与子宫分离，她最终与新生儿相遇。他全新的存在与母亲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母亲不再依赖于胎动（这种运动的活力曾经给她安全感）来感知孩子，而是不得不专心留意孩子，留意他在子宫外是怎么做的。她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后代——不再是“体内”的胎儿，而是“体外”的宝宝。这次相遇充满了不确定性、忧虑和快乐，也伴随着身体的疼痛、情绪和荷尔蒙的爆发。
父母带着他们所有的生活经验留心地照看着需要全天候看管的新生儿。尽管他们为宝宝的到来已经有所准备，但这种不熟悉的相遇还是具有其复杂性。为了在新的情绪状态中体验到更多的熟悉感、信心和掌控感，父母会寻求指导者，也会回忆起类似的过往经历。连接到父母自身的情绪历史及其根源让他们都有一种与自己独特过往的直接连续感，还能感到与夫妻、孩子的伙伴关系以及他们共同的未来。除了继承父母遗传基因之外，孩子还延续着代际间的历史遗产。
孩子的出生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头衔——母亲和父亲。娜塔莉（Natalie）是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她的到来让家庭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父母感到自身责任重大。在感到极大的快乐的同时，他们也变得敏感和脆弱，有时候也被疲劳和焦虑感所淹没。他们能成功应对手头的难题、确认孩子的需求、对其予以回应、保护孩子不受所有的伤害吗？
三天后，娜塔莉离开了产科病房回到家。家是父母所熟悉的地方，对她而言却是陌生的。在生命的头几天，娜塔莉尝到了初乳的味道，但现在奶水从母亲的乳房喷涌而出，味道和稠度都改变了。娜塔莉拒绝吮吸，开始“逃离”到睡眠中。同时，母亲的乳房开始堵塞。娜塔莉带着强烈的饥饿感醒来，却发现很难将自己附在乳头上吮吸。为了生存，娜塔莉爆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声。父母试着安抚她，却未能成功。他们可能会感到无助。他们发现，奶水稠度和味道的轻微不同都会激起娜塔莉的陌生感，这让他们难以掌控。
从出生那一刻起，宝宝对周围以及自身体验到的任何变化都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我们现在知道身体接触，如拥抱和亲吻、摇篮里有节奏的摇晃、说话和唱歌、闻嗅和照看以及定期按摩 [1]等，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免疫功能并形成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情感纽带。渐渐地，孩子感到自己熟悉的自体感开始结晶，伴随着一种自我认同、自体连续性、自体恒常性和客体恒常性的感官感知——所有这些最终发展成为安全感。孩子在改变的环境中开始将自己视为熟悉的、区分于让他感到陌生的一切（非自体）。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情绪“救生包”（生物生存系统的一部分），它包含发展所需的天生感官—情绪潜能和控制、调节的作用机制。这伴随我们终生的“救生包”受我们与父母和环境的关系的影响而更加复杂。情绪救生包受三种情绪系统的支持。
1.情绪免疫系统（emotional immune system）代表着健康自恋的功能运作，健康自恋的功能是捍卫熟悉感以及自体（self）的良好状态不受外来感觉的侵犯。免疫作用在被熟悉吸引和拒绝陌生新奇之间摇摆，换句话说，就是在既定熟悉的良好状态和面对陌生的警觉间踌躇。
2.情绪自律系统（emotional self-regulation system）代表着自我（ego）的功能运作，自我的功能是调节驱力和情绪，通过挖掘潜在的智力（其精神运动、情感和认知的成分）来管理适应性和防御机制。这种调节性的过程在情绪骚动和情绪克制两极间摇摆。
3.情绪依恋系统（emotional attachment system）代表着客体关系的进程，客体关系的功能是创造带有情感交流和人际交往特征的依恋，并维持和他人的关系，尽管彼此之间有着差异性和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这种依恋过程在个体化和依恋两个对立的状态间摇摆。
这三个系统的和谐、交互运作，有时候很难追溯或区分来自于其中哪一个的单独作用。这种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很武断，却是因教学目的而为之。在本书的两大部分中，我会从三种情绪系统的功能运作来纵览口欲期和肛欲期（前性器期两个阶段）的发展。
我提出的创新性理论构想是在现有精神分析发展概念的基础上的延续和扩展。从开始我就想强调一点，我认为的自恋与我们所熟知的自恋在概念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我认为区分健康自恋突出了自恋的新特性。借鉴早期文献，我会阐释这些精彩主题的主要内容，即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呈现的自恋和客体关系的主题，并解释先前概念化的主题和我提出的理论之间的关联及连续性。
对我而言，自恋和客体关系在以下四个方面对我的精神分析理论构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自恋的概念；
2.保护自体免受外来刺激的需要；
3.自恋、自体和客体关系；
4.健康自恋与病理性自恋对比。
接下来我会讨论和这四个方面相关的重要文献。首先简单介绍这些理论背景是如何形成我的概念化构想基础的。我选择的是对我的精神分析性思维影响最大的文献。
自恋的概念
自恋的概念从古希腊神话而来，年轻的那喀索斯（Narcissus）爱上了池塘中自己的倒影。自弗洛伊德在其理论中强调自恋的重要性后，自恋的概念就同自体爱（self-love）联系在了一起。哈弗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是首位将神话中的自恋和心理学上讲的自恋相关联的人，他采用了“水仙样”（narcissus-like）这一术语。纳克（Nacke）提出了“自体爱”（love of the self）这样的措辞，并用在对性倒错的研究中。1910年，弗洛伊德在对倒错和同性恋的临床研究背景下探讨了自恋。兰克（Rank）将自恋视为对身体之爱的正常发展，是一种自负和自体欣赏。弗洛伊德又补充了自恋的起源性（发展性）内容，假定它是力比多发展的一个阶段（自体和客体间还没有清晰界限的阶段），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因素（自我被体验为力比多客体，让个体可能为之骄傲甚至爱自己）。
从1899年至1914年，自恋这一领域的核心主题是“初级自恋”，即力比多投注在自我和理想自我（自我还未从自体中分化）上。弗洛伊德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恋不是倒错，而是对自体保存本能的自我主义的力比多补充物，可能被认为对每一个生物都是合情合理的方法。”在情绪发展的过程中，力比多也被指向客体（次级自恋），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从投入到客体上撤回而投入到自体/自我上构成了病理性自恋的基础。所有形式自恋的共同特质（正常的和病理的）都是对自己的爱，引申到对自己身体或者将自己作为性对象的爱。
弗洛伊德所称的初级自恋和次级自恋的概念都涉及三种现象：客体的选择、关系模式、理想自我（自此，自尊的概念事实上已发展为自恋的同义词）。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力比多投入单独指向自我/自体或客体引发理想化、全能感和迷恋之间的至高欢欣体验。当从表面上看不再需要外在客体时，可能也激发了被定义为幸福的极乐状态。
早在1908年，弗洛伊德声称，没人会放弃任何东西，更确切地说，只是用其他东西将其替代。随后，他甚至补充道：“人并不甘心放弃童年时期的自恋完美主义。”
杜鲁兹（Duruz）认为，没有形成自恋理想，就没有心理生活，而理想的目标就是所谓的原始极乐自恋王朝的复辟。弗洛伊德将自恋的源泉（这种极乐的状态，带着“广阔无垠感”和得意扬扬）定位于子宫期（单孢体），视其为正常发展过程的连续。
保护自体免受外来刺激的需求
1950年，弗洛伊德沉浸于神经系统中刺激的渗透性和不能渗透性及其与感知和记忆的关系的问题之中。他创造了“刺激防护屏”（protective shield against stimuli）这一概念，并将该概念中滤除刺激的目标视为自体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本能。
在弗洛伊德之后，很多心理学家提出不同的术语来表达自体保护的需求，例如，比昂（Bion） 的“容器客体”，卡恩（Khan）的“作为防护屏的母亲”，温尼科特的“抱持的母亲”，比克（Bick）的“精神皮肤和第二层皮肤”，伊斯曼（Esman）的“甄别机制”，安吉欧（Anzieu）的“自我—皮肤”“精神包膜”，塔斯廷（Tustin）的“保护壳”，乌泽尔（Houzel）的“薄膜、家庭外衣、结构稳定性”，等等。赛明顿（Symington）认为，自恋具有对抗急性精神痛苦的保护性特征。
《论自恋》（On Narcissism）是弗洛伊德最富深刻见解的文章之一，他揭示：“众所周知……一个人经受了器官的疼痛和不适，会放弃对外在世界一些事情的兴趣……在康复以后再次生发出来。”马勒也描述了类似的观察，她指出，在母亲离开房间时，孩子撤回到自己的世界中，显然沉浸在之前自己与母亲同一性或亲近状态的记忆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周遭的兴趣减少，并试着维持其情绪平衡。
安吉欧构建了精神包膜和自我—皮肤的概念，内、外在刺激在其上留下记忆的痕迹，经由它们相互连接产生一种本体感受 [2]和感觉的感知地图。这种感知地图是区分内在与外在、熟悉与陌生的基本框架。自我—皮肤则促成自体的安全界限。安吉欧进一步认为，旨在保护自体的自我—皮肤也受到孩子死本能中毁灭性成分的影响，且常常受到母亲具有的缺陷的影响，而这被视为孩子自恋整合方面的病原。
在这方面，克莱因（Klein）认为，自恋情形是与死本能相关的攻击性和毁灭冲动造成的结果。这种毁灭性活动引导婴儿（以及任何自恋型人格）投射其憎恨。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他人被体验为一种威胁，婴儿则内化威胁性客体表征。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发展了克莱因理论，详细说明了自恋结构是对死本能和嫉羡的表达和防御。
弗洛伊德试图在生理（神经）和心理过程之间找到一种共同的标准。联系到在神经系统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学说，帕利（Pally）强调“心理现象都源自于生理……是在神经回路中的事件”。在恒常高唤起状态中的神经回路创造了恒常的网络图式，代表着外在或内在感官刺激的记忆。神经回路之间的组合连接和不同的大脑中枢联合起来唤起“熟悉感”以及熟悉的历史连续性。
这些研究认为，记忆被编码并储存在神经网络中，已形成的索引印记为将新刺激识别为熟悉物提供了对比基础。马丁（Martin）表明，特殊的神经元接收器将恒常的刺激能量转换为神经编码，这种神经编码就是所有感官系统的“共同语言”。熟悉的意义归功于自体体验。桑德勒（Sandler）认为，感官整合的组织活动代表着“试图对到来的激励附上意义……依据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活动……形成一个内在的参照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来评估外在的世界”。另外，大脑自动持续加工感官刺激、匹配模式和产生观念。这样，模式匹配与心理分析有着特殊的关联性，特别是移情。如果当下的情形激活了一种与所存储记忆相类似的模式，那么，因为大脑仅仅寻求足够好的匹配，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可能会得出它们是相同的这一结论。也正是因此，我们会倾向于看到我们之前看到过的东西。
汤姆金斯（Tomkins）和他的学生、同事内桑森（Nathanson）让我们关注依恋和客体关系心理表征中的关键元素——情感的重要性，作者称其以“浓缩的/抽象的编码”为特征。举例来讲，在讨论影响家庭的羞耻情感时，内桑森写道：“每一次羞耻情感被激活，我们都被及时往回吸引，体会生命中与羞耻感相似或相关的表征，而不管我们是不是将事件识别为典型的羞耻。”其情感理论还触及其他方面：“……回想的现象远不止于此……与曾经的羞耻感共同储存的回忆还有我们在受伤时让自己感到好些的所有方式……与情感密切相关的是我们对此的反应史。”
19世纪晚期弗洛伊德已经认识到生理和情绪系统有很多类似的特征。我的关注点在于生理免疫进程和情绪免疫系统功能之间的相似性。
免疫学者将生物免疫系统描述为遍及身体的细胞和组织的网状物，通过整体运作来保护身体，抵御入侵和感染。同样，我也将自恋进程构想为受熟悉所吸引及对陌生有所阻抗，健康自恋通过提供情绪免疫系统从而保护自体。除其他因素外，两者都依赖于完整的神经回路和大脑加工来达成最佳的功能运作。我们还能发现在生理自身对疾病的免疫和自恋免疫系统的病理特征之间的共同特性（见第六章防御机制）。
我将自恋设想为自体免疫，用以抵御外来者入侵自体熟悉感，其方式最初为抵抗不熟悉的刺激（包括个体的差异性），随后识别出陌生中根植的熟悉感并在其受到挑战和伤害后予以修复。几年后，布里顿（Britton）也提出假设，认为心理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相似性。但他并没有特定地考虑与自恋特征相关的相似性。布里顿的观点让我的设想得到了支持：
我认为可能存在对其他心灵产物的过敏，类似于身体的免疫系统——一种心理上的过敏症……识别非我或者不像我，心理回应所履行的心理功能与躯体回应的类似……我们担心，当遇到外来心理信息时，维持自身现存信念系统整合性的能力会唤起伤害性的冲动。
弗洛伊德提出另外两种重要现象，即“自体爱”和“微小差异的自恋”，正是相似的人之间所存在的微小差异形成了他们之间陌生感和敌意的基础。三年后，他写道：
那些对陌生人感到的不加掩饰的反感和厌恶，我们将其识别为自体爱的表达，即自恋的表达。自体爱效力于个体的保存，表现得好像与个体独特的发展线有任何分歧时都是对其予以批判及要求其改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敏感性本该针对的正是这些差异的细节。
加伯德（Gabbard）认为，弗洛伊德提出的“微小差异的自恋”这一概念可以扩展为识别基础的自恋需求，即维持作为一个自主个体的自我感。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评论可能也反映了一种痛苦、受伤的状态或者因自恋对偏离熟悉的敏感所导致的异化感，正是这种偏离开启了对外来刺激的阻抗。
自恋、自体及客体关系
我认为自体感的出现受到作为自体熟悉感的自恋进程的免疫，自体和自恋都是在客体关系发展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并逐步发展的。
很多理论学家都将自恋与自体及自体表征或客体表征联系在一起论述，而客体关系、自体和自恋概念之间的差异看起来似乎变得比较模糊。
基于自我心理学的启示，哈特曼（Hartmann）第一次区分了自我和自体，也区分了理想自我和理想自体。哈特曼将自我定义为一种心理结构（带有不同功能的装置），自体是整体人格，而自恋则是力比多投注。这时候，自恋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存在于自我中，而是存在于自体中。自弗洛伊德后，我们持续地将自恋归功于力比多投注，而变量因素是自恋力比多投注的对象。安妮·赖西（Annie Reich）认为，自恋力比多投注于自体表征上，而非真实自体上，同时，她称，对自体的正性评估显然是一个人健康幸福状态的前提条件，此后，科胡特将自恋重新定义为发展自体中的正性投注。
在自体心理学的基础上，科胡特提升了自体的三个主导性问题：
1.单独“核心自体”的存在，是自体所有成分的凝聚群；
2.正常的心理发展依赖于自体的凝聚性，区别于自恋型人格障碍；
3.维持自尊是对自恋脆弱性最佳的防御。斯特恩进一步阐释了“核心自体感”的概念，认为“（核心自体感）由整合而产生……四种基本的自体体验（self-experience）”，即自我能动性、自我统一性、自我情感性和自我历史感。
尽管大部分精神分析师都接受客体关系和自恋的相互影响及其对儿童自体形成的作用，但在有关早年客体关系模式方面依然存在观念上的分歧。有些精神分析师，如查斯特盖尔–史密尔热（ChasseguetSmirgel）、斯特恩、埃姆特（Emde）、福纳吉（Fonagy）和塔吉特（Target）等，也包括我自己，认为新生儿从生命之初就开始将自己从非自体中区分出来。而有些精神分析师则相反，如科恩伯格（Kernberg）、马勒和麦克德维特（McDevitt）、科胡特、史托罗楼（Stolorow）及其追随者，他们认为，婴儿在生命早期并不能将自己从非自体中区分出来，就好像生活在与客体共生的融合或自恋的融合中。但大家都赞同自恋关系和自恋客体的选择是否认或拒绝自体和客体之间分离性的结果。
马勒形容初级自恋是在生命开始几周的“正常自闭”，此时，婴儿似乎是在一种原始幻觉般的迷失方向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需要的满足应归于自己全能、自闭的轨道。马勒认为，婴儿并不能区分自己和他人，尽管她宣称，婴儿试着摆脱不愉快的压力。从第二个月开始，婴儿在行为和功能运作上就好像他和母亲是一个全能的系统——共有的边界内一个双向的统一体。这种“正常共生”描述了未分化的、和母亲融合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I）还没有从非我（not-I）中区分出来。
科胡特认为正常发展建立在自体的凝聚性之上。作为婴儿的自体客体，如果父母在情感上能满足婴儿的需求，则婴儿能实现其正常发展。个体若不能感知客体的独立性，则极度需要或渴望自体客体的存在，以维持自体存活。科胡特及其追随者提出了自体客体从古老到成熟的发展路线。
福纳吉和塔吉特创造了富于启发的“心智化情境”概念，描述孩子反映、思考情绪情境的能力。他们认为，这种能力取决于父母是否能够从孩子独立性的角度来识别其需要被理解的内在世界。
健康和病理性自恋
大家普遍认可自恋是人类情绪系统发展的重要元素，但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文献中对以下问题并无足够的阐述，即自恋是如何运作的，其目的是什么，其重要性何在以及如何区分正常的自恋和病理性进程或行为。弗洛伊德将正常自恋视为自体爱，是为个体的保存而效力的，个体“从爱的客体（当其痛苦时）撤回力比多兴趣……康复后会再次生发出来……我们的行为应该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其他人认为的正常自恋的观点包括：自尊的调节；接纳一个人的不完美和理想的局限；在现实感知和正性自尊之间的匹配；在早年初始正性体验基础上的正性自体和客体表征；自体凝聚性的维持；结构化的凝聚力、暂时的稳定性和正性情感色彩的自体表征的维持；力比多投注在整合性的自体结构中；区分个体和他者的心理过程。
当自尊受到威胁并大大地降低，甚至被摧毁时，自恋活动就会被唤起，以行使保护、恢复、修复和稳定自尊的作用。这些可能被理解为持续性的补偿手段。
赖希强调，自恋本身是一种正常现象，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会发展为病理。例如，当客体投注和自体投注之间的平衡受到干扰时，当客体投注不足或完全没有投注时，当对身体或特定的器官极大地高估时。自恋性病理在自尊调节方法运用上特别引人注目。史特罗楼还强调，健康自恋与不健康自恋在功能术语上的区分根据为其是否能成功维持具有凝聚性的、稳定的和有正性色彩的自体表征。麦克莱兰（McClelland）认为，自恋是人类正常心理发展和正常功能结构的一个维度。他在三个大的类别下讨论自恋，即经济、情绪快乐和情绪焦虑。
大部分专业文献都讨论了自恋的病理性。弗洛伊德将自恋描述为不正当的力比多发展。其后，他又认为次级自恋是病理的潜在来源，即力比多从客体退出投向自体/自我。
自1960年起，特别是1980年后，赖希、科胡特、科恩伯格和其他人都倾向于从人格障碍的角度来看待自恋。科胡特认为，这种病理并不在于自恋，而是由于在损坏或缺失的结构中不能维持自体凝聚力所导致的。他将人格障碍的病因学置于发展的更早期阶段，这个时期所遭受的沮丧、受挫或创伤（所有这些都涉及与发展需求相关的不同程度的共情失败）导致人格在脆弱的基础上发展。科恩伯格认为，病理性自恋通过紊乱的客体关系、通过防御来对抗整合（如力比多和攻击性之间的分裂）、通过依赖于外在环境来调节自尊这三个方式，从而将力比多投到了一个结构分裂的自体上。症状常常作为防御机制以抵御在受挫后呈现出的负性自体或客体表征。格林（Green）还描述了产妇抑郁时孩子所经历的哀悼过程，即对孩子而言，母亲物理上存活着，但心理上已死。他指出，这是一种“母亲已死”的状态。杰尔济（Gerzi）进一步阐述了创伤破洞（traumatic holes）的概念。
现在，我们回到生理免疫进程的概念上。免疫学家认识到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联系。丹恩伯格（Dannenberg）和肖恩菲尔德（Shoenfeld）及其他人认为，免疫系统保护熟悉的、恒常的人类细胞蛋白质编码，识别并阻止有着不同蛋白质编码的外来侵入者，因为它们对身体细胞的完整性带来危险。费希尔（Fisher）将免疫系统定义为“细胞、组织和分子的集合体，其作用是保护身体不受环境中许多致病性微生物和病毒的侵犯……这种对微生物的抵御被划分为两个基本反应类型：先天免疫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可以被视为免疫系统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免疫系统由细胞和组织构成，它们时刻存在并随时准备行动起来对抗感染现场的微生物。”先天/天生免疫系统在没有用到抗体时，会动用白细胞来毁灭侵入者。
适应性免疫系统用来对抗的致病菌则是能够规避或跨越先天免疫防御的。该系统随着人的发展而增强并通过对入侵者进行记忆就能在其再来时与之战斗。当免疫系统正常工作时，外来入侵者驱使身体激活免疫细胞来对抗它们，此时产生的被称为抗体的蛋白质依附于入侵者，这样就能识别并毁灭它们。一般来讲，与适应性免疫反应相比，先天免疫反应更加迅速，但持续时间较短。
我认为自恋是一个情绪免疫系统，立足于健康自恋所具有的先天功能运作良好的调控系统的特征。这一系统在和自我适应机制结合起来获得其适应性形式时会随之增强，从而让我们可以接纳和帮助建立新的熟悉感，这也是一个跟记忆相关的过程。当然，健康自恋还是建立在受熟悉吸引、对外来阻抗的基础之上的，这和生理免疫系统的进程非常相似。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指获得性免疫系统反应出现了问题。在自身免疫反应中，抗体和免疫细胞错误地将身体自身的健康组织作为目标，向身体发出信号来袭击健康组织。病理性的自恋也可以被视为情绪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症状和生理免疫性疾病非常相似。根据（生理）自身免疫的概念，即指免疫系统不能区分自体和非自体。这一发现可能构建了自体免疫、精神疾病和觉察受损之间的关联性，可能意味着一组精神分裂症病人亚群体会呈现出自身免疫过程的特征，这一理论受到不断积累的研究数据的支持。
免疫学家认识到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的研究聚焦在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PNI）上，即研究心理过程和人体神经及免疫系统之间的关联。
弗洛伊德铺陈的理论基础——在上述引用的精神分析性文献中已详细阐述——让我形成了自己整体上的精神分析性思路，也让我努力尝试去阐明健康自恋的根源。我想总结一下这些积累起来的知识如何促成我对健康自恋（见第二章）及正常客体关系中两个分离的个体间的“联合—分离”的构想（见第四章）。弗洛伊德提出在自恋和“作为每个人正常手段的自我保存”之间的联系，还有“自体爱的本能”“力比多投注唤起极乐的体验，一种被定义为幸福的喜悦状态”。这些激发了我对自恋的正常运作或进程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其对我们自体保存和幸福康乐是如此关键。在正常发展中，胎儿持续着快乐的“万能感”，这激发了我的兴趣，发现天生自恋不仅能够维持现有生活的喜悦情感状态，其本身还被视为胎儿在子宫内的生活记忆痕迹的连续和重演，从而形成了健康发展的基础。
像先前所提到的，精神分析文献包含广泛的针对不同问题的参考文献，在这些不同问题中，存在着“对刺激的防护屏”或“精神防护包膜”的心理需求。我认为自恋的进程是为保护自体不受外来刺激的防护屏，因为外来刺激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幸福状态。这一进程揭示了自恋在区分任何非自体发出的特征方面的敏感性。弗洛伊德将这些对外来刺激的敏感性称为对必须与之互动的陌生人感到的“无伪装的反感和厌恶”。上述这些帮助我巩固了有关天生健康自恋的想法，它是独立的自体—熟悉感、自体—连续性的维持者，也是对外来刺激的防御者，本质上是对差异性的防御。作为一种自体—保存力量，自恋被与熟悉物间存在的或大或小的差异所激怒，被摆脱不愉快的意识和急性心理痛苦所激活。
一个受器质性疼痛和不适折磨的人，或者不能忍受母亲离开房间的孩子，只要他痛苦便易于从其爱的客体脱离或撤回力比多兴趣。弗洛伊德的阐释性评论让我深化了自己的观点，即在自体被伤害或创伤后，撤回到自己的“自体—独立—空间”是健康（生存）的需要。撤回意味着力比多投注于自体，这样，自体—熟悉感被保存，对非自体的差异性和对陌生性的痛苦感觉的入侵形成免疫（并使其缓解）。因此，自恋承载着调节和恢复“自体统一性”的任务，结局便是保留独立于客体的自体凝聚力、增强自体统整、恢复原初的幸福满足的自恋并维持情绪平衡。
弗洛伊德说：“病人撤回其力比多投注到自我，在他们康复后会再次向外投注。”与之形成对比，我强调的恰恰是他（病人）的自体熟悉感得以恢复，使其对不熟悉的他物免疫，或者当他恢复时朝向自己或朝向客体的爱的感觉觉醒了。这一推导也说明了很多精神分析师都注意到的自恋、自体爱、自尊、客体爱之间的联系，还有那些自恋、理想化、迷恋和“幸福的快乐状态”的极乐之间的联系。
此外，自我—皮肤的概念作为对刺激的记忆痕迹的感知地图，引领我将自恋作为一种熟悉的感知地图或累积的情绪体验的记忆痕迹网络（其中大部分体验相互交织，提供了连续性和凝聚力）。
这一网络对将新事件鉴别为熟悉或陌生起到框架作用，因为其聚焦于先前“与母亲亲密”状态的记忆上。它为新的体验进行“过得去的匹配”提供支持，而新的体验又让我们再次“回看”我们之前的体验。通过匹配，一个人可以让其现实感知与其对自身潜在的可能性、不完美和理想的局限性的认识相吻合。
作为临床心理学家，心理生理领域并不是我的专长，但很多年来我都对弗洛伊德尝试寻找到生理（神经）和心理过程之间的共同点十分感兴趣。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是情绪和生理系统功能的相似性，此外我也受到精神生理、心理生理研究、神经—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所有这些引领我得出健康自恋是一种情绪免疫系统的结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系统是依据相似的程序和“共同的语言”运作的。它们有共同的熟悉感原则；也就是说，被熟悉感所吸引和对陌生感拒绝。在这方面，我认可史托罗楼的说法，即之所以上演自恋行为是要保护、恢复和修复自尊，并保持自体凝聚性和稳定性。
我还能够看到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自恋免疫系统病理特征之间的相似之处（见第二章）。借助于相似的自身免疫机制，自恋受损或创伤紧随而来，通过致命的错误，病理性自恋可能被表达为对自体的攻击，从而产生心理病理症状，如咬甲癖、自我毁灭行为、假性自体、自恋型障碍、人格障碍，甚至自杀。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恋进程是在抵抗或大或小的陌生感/差异性的无能或失败，可能最终被表达为情绪自身免疫症状。
鉴于上述精神分析方法和我自己提出的有关自恋、自体和客体关系的理论假设，我饶有兴致地想要阐释正常客体关系的本质特征（见第四章）。有些精神分析师认为，新生儿及其父母将对方感知为非我的他人，我在自己的假设中也持这种观点。这不可避免地产生差异感，自体熟悉感便需要对此做出应对。
因此，我认为正常客体关系——联合—分离建立在父母意识到维持自我感（自动个体化过程）的基本自恋需求之一，这和天生的自恋对任何非我的阻抗和被非我中的熟悉感所吸引是一样的。在这种父母和婴儿之间以联合关系为特征的亲密之中，分离和界限的感知暂时被模糊了，之后便是恢复自体和客体之间的分离性。个体的自体熟悉感被保存在分离性中，随着其逐渐获得对客体差异性的耐受力，婴儿和父母天生的健康自恋得到增强。在亲密中，随着联合—分离的发展，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增强，如正性自体、客体表征及正性客体关系和表征。
有些精神分析师，诸如马勒及其同事，在客体关系中将父/母亲—婴儿描述为共生状态，客体被个体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履行“自体—客体”功能。与我之前描述的作为自然天生与非自体的分离性不同，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表现为自恋可能维持了参与者双方的自体熟悉感（即共生中具有自身免疫的融合自体客体）——阻抗任何可能挑战或者给融合的自体客体带来危险的刺激。在我看来，这构成了病理性自恋的根源。这里重申，健康免疫性系统表明自体对客体的分离性，同时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保护自体免受他人损害，而自身免疫性病理维持的自体包含了融合的自体客体表征。
结局就是个体极度需要自体客体的存在以维持自身的自体存活，即意味着维持其自体凝聚性和自尊。这种情形可能导致客体关系紊乱，负性的自体表征或客体表征占优势——换言之，即我们通常理解的病理性自恋。用情感理论的语言来讲，负性情感可能是羞耻—耻辱、厌恶和恶心，而不是骄傲和其他正性情感占据主导地位。用躯体化体验（somatic experiencing,SE）的语言表述，便是“创伤漩涡”盖过了天生但更虚弱的“治愈漩涡”。
在借鉴和深入阐释上述文章的基础上，我认为健康自恋是一种天生的心理结构—— 一种情绪免疫系统。通过鉴别自体熟悉感的进程，个体的自恋为自体保存、自体调节、自体恢复奠定了基础，能够阻止任何非自体的外来入侵者，并通过在客体关系中促进联合—分离而得到增强。
讨人喜爱的小小新生儿肖恩（Sean），从他所熟悉的母亲的子宫里出来，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予以保护的熟悉的子宫中，胎儿能够认识自己，将手指头放入嘴里，在羊水中绕来绕去，触到子宫壁。他感受到母亲有节奏的心跳，听到不同的噪声、声音（特别是母亲的声音和说话的语调）和音乐声，所有这些都被采纳为自体熟悉感的一部分。
和其他所有新生儿一样，肖恩的出生意味着迄今为止所有他熟悉的东西瞬间都改变了，变得奇怪而又陌生。与子宫中熟悉而封闭的混沌相比，外界的日光异常强烈。婴儿的体重及其感觉也与在羊水中时完全不同，任何触碰到他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是不熟悉的刺激。肖恩从喉咙中爆发出哭声，他被迫运用自己的资源来呼吸、进食。新生儿体验到的是混乱和无边无际，并且对他而言，不存在逃回子宫里这一选项，所以他并没有熟悉的地方可躲。陌生人看上去是在入侵；这让他十分困惑，出生以及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于是成为创伤性的体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新生儿在这些改变中是如何存活下来的？他是怎么“知道”在突然冒出来的新世界里给自己定位的？
如果我们想想宇航员在进入太空前做准备时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在宇宙飞船内外失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控制好自己的动作、感官和周围的环境，那么大抵可以阐释新生儿突然从狭窄、熟悉的子宫转移到不熟悉的空间里所经历的过程；这个新奇的、扩展的世界具有新的节奏、次序和规则，一些“外人”居住于此，而新生儿将与他们共同生活。
弗洛伊德称：“对生物体而言，抵抗刺激的保护功能远比接受刺激的功能更为重要。”专业文献也证实了这一基本前提，即精神系统容易受到刺激的影响，需要防护物或保护膜来保卫自身（见第一章）。
多年来，作为分析师，我探究了自恋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作用。我发现了健康自恋与生理免疫系统运作的相似之处。于是我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即存在着自恋免疫活动来保护和维持自体熟悉感，以抵御外来刺激。这一活动将源自内在和外在的类熟悉感（semi-familiarity）刺激吸收到自体熟悉感中。这一平行过程是极其吸引人的，因为它让我们可以理解正常自恋和熟悉的病理现象的发展。我之前提到两个免疫系统——生物和情绪——在生命之初就进行着类似的功能进程；也就是说，受熟悉感所吸引，对陌生感之抵抗（见第一章）。
让我们更深入地看看新生儿在出生时的情绪状态及其对外在世界的熟悉感。出于生存需要，新生儿依附于任何让他感到就像在母亲子宫里一样熟悉的迹象上。倚靠在母亲的胸前，他识别出母亲心跳的节奏和母亲的声音，那都是之前他在子宫里听到的。母亲的臂弯和包裹他的襁褓让人忆起包裹他的子宫壁，母亲的乳头唤起他出生前吮吸大拇指的感觉。
我用谢丽尔（Sheryl）及其儿子利奥（Leo）的故事为大家证实上述假设。“有人告诉我，胎儿的听觉是在17周到24周的时候开始发育的，所以我就当他能听见我的声音，能记住他听到的旋律。于是，我经常给他唱一首我喜欢的歌，也会常常和他‘对话’。在我儿子出生时，产科病房的护士抱怨很难让利奥停止哭闹，可当他听到我唱这熟悉的旋律时，即使在我们去托儿所的路上，他也能立即平静下来。我相信是因为他听到了这首歌，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他听这首熟悉的歌时十分专注，能够立刻停止哭闹——在产科病房如此，在家里更是如此。”
新生儿被这些熟悉的感觉所吸引，也会抛开陌生的东西，逃避到深睡眠中，那是一种涅槃和完美的体验，仿佛在他的世界中陌生感不复存在一般。
当我知道细尾鹩莺母亲对未孵出的蛋唱歌，教里面的胚胎“密码”（一种独特的符号，雏鸟如果想要被喂食就会在他们的求食声中涵盖这样的密码）时，我感到十分惊奇。雌鸟也会把密码教给他们的伙伴。教雏鸟寻求食物的密码帮助父母避免喂养冒名顶替的“骗子”。
在怀孕期间还存在另外一个有趣的生物免疫进程。胎儿原本对母亲的身体很陌生，所以在怀孕期间，母体的生理免疫系统中存在避免胎儿对母亲子宫排斥的机制。只有接近孕晚期直至生产过程开始的时候，胎儿才会像一个外来体一样被“驱逐”出去。
免疫过程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自恋是不是一个情绪免疫系统，让父母为其孩子所倾倒，把孩子作为“世界上最美妙的事物”？婴儿散发出来的味道让人心旷神怡，而其他人的气味则可能让我们感到厌恶。作为父母，我们爱孩子，即使他们和我们对自己所熟悉的体验不同。我们发现很难将他们视为独立的、不同的个体，虽然同时我们还是难以忍受其他人的差异性。只有在青少年晚期我们才开始接受孩子要离开家、寻求他们自己独立的道路这个事实，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分离依旧和生产过程一样困难。
在正常孕期，除了出现某些特定的异常情况，我们很难知道胎儿在子宫里的体验。当其通过超声波或现代新生儿研究这样难得的机会呈现时，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婴儿出生后对在胎儿时期子宫内感知的潜意识熟悉感在产后予以重复的程度。
皮翁泰利（Piontelli）观察了双胞胎的宫内超声波，在一对龙凤胎的超声波中，她观察到女胎常常触及男胎，“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必然将她推开”。她发现另一对龙凤胎中的男胎“通过分隔羊水膜……温柔地触碰到女胎的脸，当她因此转过脸来朝向他时，他很轻柔地脸颊对脸颊进行触碰”。“在1岁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藏起来，在窗帘的一边，窗帘就好像那一层分隔羊水膜一样。”皮翁泰利总结道，“气质和行为在出生后以同样的方向持续着。”也就是说，第一对双胞胎持续避开接触，而第二对双胞胎持续进行深情接触。
弗洛伊德描述这样一项不可思议的观察时曾写道：“比起我们所认为的人在出生那一刻引人注目的停顿，胎儿在子宫内的生活和婴儿初期之间的连贯性更甚。”
来到新世界的新生儿拥有其天生的遗传性、基因组成以及基于子宫内各种感知体验的生理感知记录。我们逐渐将后者视为潜意识和前语言期的记忆痕迹，由其组成了新生儿自身的熟悉感。我在理论构想中将健康自恋作为天生情绪免疫系统，我们假定出生后婴儿对熟悉感的自恋性搜寻被激活，且其基于对子宫内体验的记忆痕迹的潜意识回响。这些对产前记忆痕迹的回响影响新生儿对其主观体验的情感意义。个体要想生存下来并适应充满刺激的新世界，有赖于其在保卫自体熟悉感时对自恋的有效管理。
自恋，在我看来是一种天生的人格要素，其运作和管理先于我们常常提到的“自我功能运作”。如果依照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以及随后查斯特盖尔–史密尔热对其进一步的详细阐述，除了在文献中谈到的四个元素之外（本我、自我、超我和自我理想），自恋可以被视为第五元素。
通过自恋，我们能够完成以下内容。
1.识别我们内在和周围的熟悉物。
2.对我们内在和周围的陌生物予以抵抗、保持警觉。
3.保护我们的连续性、幸福健康、自尊和自体统整。
4.由差异性唤起的压力产生不可避免的伤害后，恢复自体熟悉感的凝聚力。
5.应对我们和同伴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此外，通过健康自恋进程我们可以享受幸福和快乐的愉悦或极乐时光，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同他人一起。在谈及自恋时，我们倾向于使用自恋受损、自恋型人格障碍和倒错这类词语，而忽视自恋所具有的正性的、必要的功能。我想指出，虽然我所谈到的自恋是取其健康和正常的状态，但它和之前的文献中谈到的自恋并没有任何差异，只是我选择强调其健康和正性的一面。
我认为自恋免疫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自恋感应器将体验的记忆痕迹印记在一个自恋信息网络上，自恋免疫记忆从其中提取相关的记忆痕迹，该痕迹在当下的体验中产生回响。
自恋感应器识别自体熟悉感
一般来讲，自恋感应器和我们谈到的直觉是类似的。任何被其识别为不熟悉的事物都被归类为非我或陌生物。
我们可以反复听同一曲交响乐很多次，享受我们听到的曲调和我们记忆中的曲调之间的和谐匹配，而如果两者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即我们听到的曲调和我们记忆中的曲调不匹配（例如，同一位或另一位指挥家对其中某一段有了不同的诠释），一种不安、不协调或不相容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当我们确认某事（物）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就会在熟悉感所带来的“如家般的感觉”中放松下来。相反，当我们确认某事（物）是陌生的，则我们的紧张感升级，甚至我们会进入警觉状态；我们准备好采取一些应对策略，以避免陌生感入侵熟悉的自体感（我将之称为“自体熟悉感”）所带来的危险。这样的入侵常常会激活自恋受损感、受辱感、失望感、羞耻感、羞辱感和愤怒感。
弗洛伊德曾强调，识别出熟悉的事（物）会激起愉悦感。最小的差异都可能会激起陌生感甚至愤怒感，而较大的差异会招致难以逾越的厌恶感，如种族主义和排外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太多的相似性（如同卵双胞胎之间）又可能会令其不安，激起自体熟悉感中的混乱感。
1个月大的巴拉克（Barak）用舌头将乳房推开，拒绝吮吸。他的母亲努力想搞清楚他拒绝的原因，后来她想起自己擦了一种新的乳霜。巴拉克的感应器拒绝陌生的东西。当母亲清洗了乳头之后，巴拉克重新将乳头视为熟悉物，愉快而热情地吮吸起来。
7个大月的哈利（Harry）意识到家里有人到访。他通过感官识别出熟悉的人，但是对那些不认识的人的气味和声音则表示出畏缩和厌恶，从而区分了熟人和陌生人。在口欲期，哈利依赖于其自恋感应器，就好像感应器会投出一束光从而为他提供了感觉定位。慢慢地，这种能力变得更加精细，并且更大程度地依赖于其智力（精神运动、认知和情感）。
1个月大的桑迪（Sandy）接受了疫苗接种。当母亲看到桑迪像前几天那样微笑时，她放松了。在无法进行语言交流的情况下，母亲倾向于依赖和改善其直觉，以识别女儿那些偏离常规、偏离熟悉的行为。
通过自恋感应器、身体感知和建立于天生情感基础之上的直觉，我们自己就像身体感官一样地运作。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依据自己面部/身体的呈现、基本情感的表达在感知上给自己定位。通过内感作用[3]，我们感知到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认识到我们的各种关系。这样，在这些新的熟悉的发现中，我们扩展和丰富了自己的自体熟悉感。对意识到我们感知和直觉的过程以及精炼感知能力的过程的延迟和抑制，可能会破坏真实自体的熟悉感和人对周遭环境的定向感。
自恋网络
在有关我们自体、客体以及自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很多体验中，感知信息既输入自恋感应器，也从其中输出。这些丰富的数据作为记忆痕迹[4]都印刻[5]、储存在自恋网络中，以链接的形式相互连接（就好像身上尿片湿了，换上干尿片的感觉）。由此创建了动力的自恋信息网络——一个有其历史性的感知—情绪信息及独特的、个人信息资源的丰富的存储库。我认为，通过感官接收器（视觉、听觉等），自恋信息网络和大脑神经网络之间存在着相似和交互的情况。在记忆痕迹簇中的这种连接和联系让自体得以生存，这可能就是生本能。
随着记忆痕迹之间持续不断地改变连接，在信息（由联合的自恋和自我功能运作造成的）协同整合的基础上，累积起来的信息以一种特定的秩序被组织起来，并且其具有持续性和一致性的模式。这种信息可能根据自恋和自我心理学，或者客体关系、自体心理学和情感理论会有不同的解释。感官信息储存在网络站点上，被压缩成图式，如编码、感知信号、身体感官（正性、中立和负性）和情感填充的记忆、表征、意象和象征化等。精神结构是交织而成的，包含了独特的感官特性。一些作者已经开始谈及这个主题，包括斯特恩、埃姆特、奥格登（Ogden）、莫德尔（Modell）和莱文（Levine）。累积的情感体验（包括累积的创伤体验）是抽象、浓缩、可储存及可恢复的，并且常常可以被提取以形成“脚本”。整体感知开始与其单独元素之和有了区别，代表着核心自体或自传式自体，或者依照我的概念，代表着对整体的主观感知和整合了的自我熟悉感的“整体”。
每一样印刻在网络上的东西，不管是潜意识的还是意识的，都成为自体资产，通过我所描述的免疫性自恋加工，被认定是熟悉的。这样，对孩子、父母甚至治疗师的负性评价常常让人无法忍受，因为这些人都变成了自体熟悉感的资产，所以我们很快就开始急于为他们辩护。这样，我们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资产当作一个熟悉感实体或整体—— 一个在环境不断变换的混乱中的安全岛屿。我们将自己的独特性宣示于人，这样他们就能将我们视为熟悉的。我们学会去区分自己和他人，也学会允许我们自己认识他人，反之亦然。
自恋免疫性记忆
自恋免疫性记忆构成了现有感官体验和来自于过去经验的记忆痕迹之间的中介因素，印记在自恋网络中且难以磨灭。与过去事件类似的记忆痕迹，包括带有情感的体验，都从自恋免疫性记忆中提取，这些作为联想记忆在我们的内心回响。我将这种记忆痕迹模式称之为自恋图式，它表现情绪内容，如情感、联想、意象、幻想、记忆、梦、反思和思想等。“反思性自体功能”“元认知”“社会关系的一般心理模型”和心理化这些概念大都指的是同样的过程。内桑森在谈到其情感理论时，描述了羞耻记忆的“回响现象学”（通过包含场景和脚本的类似过程）。最后，躯体体验理论也将身体/心理的语言视为“被感知到的体验”（felt sense），这一术语源于简德林（Gendlin）。这种体验是通过感知、想象、行为、情感、意义通道获得的，并且直接将我们与内、外在环境连接起来。
1个月大的利奥（Leo）正在大哭，因为他饿了。当他的母亲靠近他时，记忆痕迹在他的心里回响，同时伴随着与他的饥饿相关联的特质，如味道、吮吸、流动以及母乳在嘴里温暖的感觉——这些属性都明确地联系到母亲温暖的情感上。这是瞬间的感官感觉，弗洛伊德将此描述为幻觉，温尼科特则认为这是嘴里母乳感的幻想。在我看来，幻想满足代表着记忆痕迹回响，类似于条件反射。甚至在喂奶前，其感觉唤起便暂时平复了由恼人的饥饿引发的陌生感。利奥以吮吸的姿态移动他的双唇，直到他找到乳头并热切地抓住这个自己熟悉的物体来满足自己的饥饿感。
8个月大的简（Jane）在祖母家听到钟摆的声音。这是她第一次注意到这种声音，所以被吓到了。她的祖母将她抱在怀里，然后一起靠近钟摆来观察其运动。祖母安抚她，在她耳边细语“轰，轰”。自此，当简听到钟声的旋律时，她就开始自己对自己说“轰，轰”。通过免疫性记忆，她创造了钟表、声音和祖母安抚之间的联系。当再次遇到钟表时，这种联系便激活了过去经历的记忆痕迹（过去的体验可能包含行动方案或应对策略）。这样，12个月大的时候她指着任何样子的钟表都会说“轰”。
雅格布（Jacob）在他30岁的时候说：“昨天做完精神分析诊疗后，我努力从体验深处带回进行感知，以便收集所有记忆碎片并将其拼合到一起，一块又一块，这样我的童年事件就可能更清晰了。现在我甚至能闻到我母亲身上的味道。”
这种免疫性记忆是一种情绪工具，它帮助我们适应现实。没有这个，我们可能会将所有新的体验视为外来物，认为其具有不可预测性甚至创伤性。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交叉检验信息创造一种过去记忆痕迹与现在体验的混合物。这样，健康自恋的过程通过免疫性记忆痕迹的过滤，为现在的体验建立了熟悉的意义——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从过去到现在的事件中赋予其一种熟悉感。另外，除了时间差距和物理距离，现在的经历和将来的期望都在过去的模型的基础上得以具体化。
和所有的婴儿一样，5个月大的肖恩对陌生的感官刺激很敏感。在一个暴风雨的冬夜，他被频繁的雷鸣惊醒后变得焦躁不安，痛哭起来。他显然经受着不熟悉的事物对他的过度刺激，这甚至对他构成一种创伤性体验。作为他的“护盾”，他的母亲冲到他的身边试图安慰他。与肖恩不同的是，她的免疫性记忆为她提供了熟悉的记忆模式，使她能够识别闪电和雷声的感官刺激，对她而言，这是一种熟悉的信号，预示着即将下雨。母亲的情绪反应因而得到了调整和控制，从而未破坏她作为“护盾”的角色，否则便意味着累积的创伤洪流——肖恩的哭泣引发了额外的情感回响；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闪电和雷声可能是非常可怕的。最有可能的是，在她抱起孩子走到窗口时，她的其他童年记忆痕迹被提取出来，于是在电闪雷鸣间她用平静的语气给他唱起他所熟悉的歌，“砰砰，雷声响砰砰”，以此帮助他调节感受。
在这次经历之后，肖恩的自恋网络上便留下了新的记忆痕迹。这些痕迹是沿着一个连续谱组织起来的，与一个记忆模式（自恋型图式）联系在一起，与他经历过的相似体验密切相关。下次肖恩经历电闪雷鸣时，他的免疫记忆会检索到这些矛盾感知和心理生理感觉以及应对的方式：闪电和雷声警报，加上他的母亲的安慰以及他的母亲发出的“砰砰”声。事实上，他也可能自己咕哝着类似的“砰砰”声。当他第二次听到雷声时，肖恩很可能会受到惊吓，但在连续提取记忆痕迹和他与母亲情感联合的帮助下，他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9个月大的肖恩在玩一个自行交替开关的手电筒。看到光的变化，他的免疫记忆显然让他回想起在闪电和雷暴时与母亲联合的记忆模式情景，即使现在母亲不在身边，他依然喃喃自语“砰砰”声。将来，肖恩内心也可能会回响起这样的记忆模式，即在原初事件发生时印记的关联，还包括对事件的回应。这有助于他对自己越来越多地进行情景掌控，甚至会在不记得这一重复回应的构成事件下，对他的孩子也嘀咕这样的“砰砰”声。
其实作为成年人，我们也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宝宝一样，在我们能够友好接纳陌生和随机变化之前，也倾向于抓住熟悉和不变的东西。我们的行为、情绪反应以及准备好改变的能力都依赖于自恋的健康进程：感觉和感知、印记、检索和回响相关的记忆痕迹。通过我们终身发展的自恋免疫性记忆，自我情绪调节和客体关系属性与现实形成匹配或不匹配的情况。
当父母帮助孩子对预期发生的事件（如雷雨）做好准备时，因为父母预见其发生，于是其自恋免疫性记忆有足够的时间来检索与新的情绪体验相匹配的记忆痕迹。这一过程是自动发生的，属于内隐记忆，而不是意识层面的（外显记忆）；此时个体的自我可以自由调动适应机制。因此，改变和事件作为一个整体被体验为准熟悉物，可以管理和控制。这很重要，也就是说，在我们遇见甚至开始新的挑战之前，通过保留其恒常性来使熟悉的事（物）获得免疫性，以便接收发生在我们内部和周遭环境中与变化相关的即将到来的、准熟悉物信息。与此并行的是，我们必须为这些事件腾出空间，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做出调整以适应这些事件。
相反，当一件事或一种改变——无论是让人快乐的还是令人害怕的——突然发生且未能做出充分准备时，便没有为回响匹配的记忆痕迹和情绪调节留下足够的时间。这可能导致自恋受损和焦虑，增加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因此，诸如结婚、出生、搬新家或突然得到一大笔钱等这样的事件，可能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危机，尽管这些事件也伴随着幸福。当下的体验引起了过去创伤中产生的记忆痕迹（即使其内容与当下的体验并不相同），将人拽入一种破坏性的漩涡中，而创伤的内容已经被压抑了。在这种情况下，自体可能会被陌生感浸没，唤起焦虑，其范畴可以从脆弱到人格解体，同时还有空洞感、“虚无”感、抑郁、丧失客体和/或丧失客体的爱以及活着的理由。例如，使用狗来驱散示威游行唤起了大屠杀幸存者对流放的痛苦记忆，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导致毁灭焦虑。
所有的信息系统，如细胞、大脑，甚至互联网，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信息以输入的形式进入后形成记忆痕迹，而其某些表现形式则以共振和联想的形式输出。从这个视角看，我们认为自恋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信息系统：信息从自恋感应器流向记忆痕迹的自恋记忆网络，然后通过自恋免疫记忆的回响过程来过滤和转换。有时，印记包含了未处理的传入感知信息，它们可能保存在无意识中（内隐）。或者，在输出之前在某种方式上包含其变形，是一个将这些信息带入意识的过程。
因此，一天中无数的记忆痕迹（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在我们的内心回响，影响着我们如何感知现实、他人、人际关系和我们自己。带有情感色彩的共鸣会引发我们的乐观或悲观的感受，自尊或自卑感，或者是能够享受所存在的，或者是对丧失其存在感到焦虑。这样，我们每个人心中隐藏的孩子便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时我们可能不愿意面对或可能害怕由记忆痕迹来支配当下。然后受到熟悉感的吸引，让其引导我们的思想变得更易管理。
侦探海伦·米尔金（Helen Mirkin）在让她受到启发的系列侦探小说的第一部《玫瑰丛谋杀案》（The Rosebush Murders）中就对此有所描述，她在凶杀案调查期间极力免除自己的职责。
现在，似乎有一些黑暗和令人战栗的秘密弥漫在空气中。为了公平聆听医院发出的多种声音以及将这些声音与我自己和我死去的父亲相区别，我问自己，自从他早早过世后，我是不是对医院的不当行为过于敏感。我努力保持我的分析中立，一直到调查结束，我问自己，我的判断是不是做出了妥协。
爱丽丝（Alice）是一名30多岁的移民，两个男孩的母亲，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间她与我分享她在新国家的痛苦：“我在特拉维夫找不到我的一席之地。我走在街上，可这里没有我的童年记忆，没有什么是我可以与之相连接的，我也没有什么归属感，只有我的父亲有关以色列的梦。我和这里的人还没有找到共同语言，也没有共同可以谈论的过去。而我的孩子们已经感到自己属于这里了，他们有一群朋友。他们很高兴，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国家，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们会观察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失败，这种功能又如何具有了不同的情感体验的特征：有些人可能会检索与一个支持性人物相关的记忆痕迹，感到有必要与亲近的人分享受伤的经历。还有些人可能会提取那些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记忆痕迹，然后说：“我因为他失败了。”或者他们将每一次失败都联系上自尊，表明：“我失败了，因为我就是个失败者。”还有一些人会提取那些与竞争动机有关的记忆痕迹，如“我必须成功”，尽管失败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在开始新的、创造性的事业。因此，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总是受到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受的影响。
对于自恋进程作为情绪免疫性系统这个观点，瑞秋（Rachel）带入精神分析中的内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兴奋地谈论着她的丈夫在她病得很重时讲给她的一段回忆：“当我住院时，我的丈夫回忆起在我们结婚之前，有一次我告诉他一个看手相的人说我的命很长，但我可能会得重病。当他再次说起这些的时候，我记起了那个小组会议，当时其中一个参加者要求看看我的手掌，并说了上述我的丈夫回忆起来的话。我当时对她说的话感到很兴奋，也很高兴居然能从一个人的手掌上看出她的未来，然后我把它告诉了我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那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们俩其实都不记得了，但突然之间这个内容就又出现了。”
丈夫的自恋感应器纵览了他与妻子一起经历的创伤以及她的疾病，一个主观而兼容的暗示无意识地触发了他的联想。联想的表面就像交叉检验的信息，将过去的事件与现在的事件联系起来，从早期提取出一个关联的、熟悉的经验记忆，激发出令人鼓舞的、充满希望的信息，即她的命很长。他的自恋性回响唤醒了瑞秋的记忆痕迹，否则这个信息可能永远隐藏着。这种自恋免疫性记忆进程帮助免疫系统重建了他们两个人的自体熟悉感，以此对抗现在对死亡的恐惧。
德里克（Derek）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每当妻子回家晚时他都感到十分痛苦和焦虑，为此前来寻求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德里克讲述了童年时期的创伤。在他大约2岁的时候，每天早上他的母亲都会把他放在婴儿围栏中，陪他的哥哥穿过街道去上学，然后又立刻返回。他说：“一天早上，在回家的路上她滑倒了，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后来被送进了医院。大约两小时后，我仍然独自一人在围栏中，直到我的阿姨过来，她发现我吓坏了，一直在哭。”这段创伤经历铭刻在德里克的信息网络即自恋免疫性记忆中，直到其能够被理解，这个记忆无意中给当下等待的体验染上了生存焦虑的色彩。因此，即使对特定事件并无有意识的记忆，创伤记忆痕迹也可以通过自恋免疫性记忆的回响浮出水面。
如上所述，精神分析治疗或动力学心理治疗可以促进免疫性记忆对联想、记忆痕迹、幻想、梦、情感和移情属性进行提取。这些对过去经验的回响，是让现在的体验能够成为意识的内容并变得熟悉的一种途径，这些回响在新情景下得到加工、管理和理解。这种新的意识和洞察力可以防止过去的无意识模式支配当前的情绪体验。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自恋来源并基于四个互相关联的进程：（1）确认熟悉事（物）;（2）对自体熟悉感进行预防接种，以形成免疫，同时将熟悉感作为一种明显的、有形的整体和一个常量保存下来；（3）对陌生的侵入保持警觉，并予以抵抗；（4）在遭受了破坏整体感的伤害后，恢复自体熟悉感的凝聚力。
根据熟悉感原则，先天的自恋功能保护婴儿脆弱的自体，因为它在两极之间交替，即受熟悉感吸引和对陌生感抗拒。
这些进程发生在周围神经系统本能或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ANS）[6]的背景下。最初，自恋的功能与神经本能的活动相似，是基于绝对的“全无”原则的。渐渐地，自恋的功能运作变得更加复杂，活动在两极之间的剧目也变得更加丰富。例如，对熟悉的事（物）保持冷静，对陌生的、意想不到的或不同寻常的事（物）保持恰当的警惕。
利奥5个月大，已经对常玩的玩具感觉很熟悉了，对如何使用这些玩具也有了一些自己的观念。当他叔叔西蒙（Simon）和他一起玩并向他展示名为克里斯托弗的玩具熊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用兴奋的运动予以回应并向玩具熊伸出他的小手。利奥显然很熟悉这个玩具，那是他的自体资产。他很容易接受和这个名为克里斯托弗的玩具熊有相同材质或类似特征的新玩具，伴随新的感知运动表现他丰富了自己的自体资产和自恋信息网络。当西蒙叔叔给他展示一个诸如鼓这样完全陌生的玩具时，利奥的脸上就会表现出疏远的神情，他显得对这个玩具不满意，于是就放弃了玩它。
像利奥一样，所有的宝宝都需要接受新玩具。大量的新玩具过度刺激婴儿，让其难以巩固熟悉感，难以在新玩具中识别出熟悉感并喜欢上它们。一般而言，明显、频繁的感官变化，如改变地点、发型或香水，都让宝宝很难识别熟悉感（成人也是如此）。
根据熟悉感原则（越来越多的熟悉元素使其愈加丰富），通过记忆痕迹的回响，自恋被激发，使自己的自体熟悉感和自体资产被免疫并作为整体来对抗体验到的陌生感的入侵。这样的入侵会被认定破坏了自体熟悉感的凝聚力，也对个人完整性造成伤害。此外，它还可能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表现为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呼吸浅而快或较急促、胃和胸部收紧等。一旦受到挑战或妥协，如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伤，先天的自恋就会被激活，以恢复自体熟悉感的主观感觉。这种激活可以保护自体及其客体的熟悉感，也保护了现存关系，尤其是在我们受伤、受挫、失望或创伤之后。这一过程需要副交感神经系统恢复平静，表现出与交感神经激活时相反的特征，包括呼吸缓慢而深沉、心率下降、血压降低、肌张力放松等。
8个月大的茉莉（Jasmine）坐在祖母的膝上。她很了解祖母，喜欢和她一起玩。然而，当祖母摘下眼镜去擦拭时，从茉莉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不再像之前那样熟悉祖母了。她把自己的小手放在祖母脸上，想触摸祖母并把眼镜给对方戴上以确定其身份。后来，茉莉玩了起来，一会儿给祖母戴上眼镜，一会儿又摘下眼镜。然后，她熟悉了祖母的脸，不论其有没有戴眼镜。茉莉深吸了一口气，放松下来。对祖母的熟悉感和客体的恒常性已经受到了免疫，对微小的变化也保持免疫。从此以后，她的祖母可以把眼镜拿掉、换掉，也不会引起茉莉的任何陌生感了。
父母给茉莉稳定的身体照料，让她对自己熟悉，也习惯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也包括经历一些常规的改变，如与父母分离和重新相聚。她的自恋激励她辨认出熟悉的事物，逐渐增强她对常规变化的适应能力（自我调节），从而增强了自恋加工能力。
在凯伦（Karen）出生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当她在惯常的摇篮里时，她的面部表情显示她很放松，但躺在陌生的地方时，她就变得焦躁不安。她把摇篮作为自体资产的一部分——就像她感受到的母亲怀抱、洗澡、熟悉的床上用品和尿布一样。她母亲常常在照料她，父亲也经常在她洗澡时出现，这些她都已经熟悉。她能够掌握母亲的习惯和恒常的情绪状态，也能掌握固定存在的实体物件，这让她易于应对随机的变化。
习惯和恒常的感官特征作为自恋安全网络来应对变化，同时伴随着自我适应机制的巩固，婴儿在8个月时会形成恒常性的感知，这是认知和情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我调节）。因此，习惯化过程是自恋免疫性系统的突出特征。
自体熟悉感和自体资产包含与重要客体在一起时自体体验的情感记忆痕迹，也包含对自体、客体和客体关系模式的描述、表征和意象。所有这些元素和资源都根植于自恋免疫性记忆网络，它们彼此联系，最终形成一个凝聚、真实的（非虚假的）自体熟悉感。这种对自体恒常的熟悉感对于婴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自恋的根本框架，用来确认自体熟悉感，辨认所有非自体，还在受伤（无论其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后恢复自体熟悉感。
有趣的是，免疫学家关心的是免疫系统进程，免疫系统破译身体的外来入侵者（非自体）。他们认为：“健康免疫系统的关键在于它有能力区分人体自身的细胞（将其识别为‘自体’）和外来细胞或‘非自体’。”非自体对自体熟悉感的入侵导致免疫系统“快速发动攻击”。
在我看来，对自体熟悉感的持久感知意味着健康自恋进程的改进。这与索尔姆斯（Solms）所称的“虚拟身体”有关，它让我们能够理解自体最基本的具身性。它帮助我们理解：“是我，我是这个身体，现在，这就是我的感觉。”然而，孩子内在的健康自恋功能本身并不足以保持凝聚性的自体熟悉感。提升健康自恋需要父母的回应——他们辅助性自我的回应会增强婴儿进化的客体关系、丰富自我的适应机制。父母对孩子独立性及其行为保持热情并给予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给予孩子以下这类断言式回应：他与别人相比是“最聪明的人”“最好看的人”或“最成功的人”，而主要是“你就是我最爱的人”。
健康自恋与客体关系之间的联系突显了我们的自恋需要，即要能感受到我们所爱之人的认可，并只是作为我们自己而被爱，每一种需要都在自己自体熟悉感的范围内。父母的认可支持着孩子真实自体熟悉感的自恋免疫。
父母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总感到喜悦，因为子孙是父母自体熟悉感资产的宝贵的组成部分。出于同样的原因，父母会因为他们自身或孩子的不足而受到伤害，有时甚至会对孩子与他们的差异性（依据他们主观的理想化自恋感知）感觉到失望并将之表达出来。
婴儿服从于父母主观喜悦的表达，父母对婴儿独立性的鼓励增强了婴儿的自尊和自体熟悉感。父母的这些反应印记在婴儿的自恋免疫性记忆中，具有正性的自体和客体属性，并且是维持在整个生命中的重要资源或自体资产。在类似的事件中，频繁回响起这些正性的记忆痕迹，增强了婴儿的健康自恋，让其真实的自体熟悉感和宝贵的独立性得到了免疫。
相反，父母否认孩子的分离性，他们表达出的失望和批评伤害和侵犯了孩子的自尊，可能使孩子感到受伤或不被爱。父母的这些负性的回应印记在婴儿的自恋免疫性记忆中，具有负性的自体和客体属性。在类似的事件中，这些扫兴、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记忆痕迹经常在孩子心里回荡，强化了其异常或病态的自恋，让其受损的自体熟悉感（包括对自体和客体的毁灭性）得到免疫。[7]
例如，一个生来四肢残疾的婴儿，如果他的父母感到他就是完整无缺的，并爱着他现在的样子，他可能觉得自己就是个完整的整体或一个理想的自体，尽管他存在缺陷，可他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接受矫正手术后，这个婴儿在一段时间内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这与他的自体熟悉感存在偏差）。只有当他适应了父母的鼓励和爱的表达时，他才会熟悉新的身体感知，重建和更新他的自体熟悉感。当父母因孩子的畸形而受到不利影响时，他们传递给孩子的是对不够完整和完美的拒绝和抗拒，婴儿也会体验到自己是有缺陷的。
D.奎诺多茨（D.Quinodoz）认为，有时人感觉到自体凝聚力的同时，也会感到自体的异质性。大多数人通常都能容忍这一点，而不会过度焦虑，这部分是因为存在或内化了一个足够有建设性的、善意的客体（如在他们的情感脚本中所呈现的）。我接受奎诺多茨的概念，即当一个人有能力分辨出他自己的不同组成部分，并发现他们可以相容的时候，这些情感和感觉可以通过我所称的“自体熟悉感的自恋恢复”来整合到他的自体凝聚力中。例如，在一段关系中，两种感觉似乎是对立的，渴望与客体间具有排他性的亲密关系，也渴望独立。当关系双方都能耐受对方的差异性和分离性时，这两种对立的感觉就可以整合到自体凝聚力中了。
然而，奎诺多茨主要指的是那些因“无法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合成体的不兼容成分”之间具有过多异质性而饱受痛苦的病人。例如，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能将他口腔感到的完美和肛门感到的侵略连接在一起（见第六章）。
在整个童年的谜团中，我试着阐述一个复杂的事实，即在每一个成年人心中都隐藏了一个孩子，影响着我们对经历的解释，触及生活的多个方面。正如我所理解的，为了达到凝聚力，成熟的人不得不承认、接受，甚至珍惜自己内心隐藏的具有孩童属性的部分，包括那些他不喜欢的特征（就像父母必须接受自己的孩子，也要接受孩子与其差异性一样）。
在口欲期，自尊等同于父母的爱的价值：“我被爱意味着我是完美的（理想自体）；如果我不被爱就意味着我有缺陷。”与其他人一样，婴儿也为对他的批评和不宽容而感到自恋受损，成为他主观的自体熟悉感感知。这表明，在先天的自恋免疫进程、自我适应机制和客体关系三者之间和谐运作能巩固自体熟悉感，同时也可以加强对根植于非自体客体和自体缺陷的差异性的耐受程度。
父母鼓励孩子的独立性便是支持其恰当的健康自恋进程，这有利于永久的接纳、幸福和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挚爱之人的爱，反之则不然。具体而言，那些能够接受自己缺点的人也能更好地应对其同伴的弱点、差异性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陌生感。
通过自恋感应器，新生婴儿感知到自己的自体熟悉感，也意识到他内在或周围环境中的不熟悉感都是非自体。与此同时，他被熟悉（非自体）的照顾者吸引，也继续抗拒引发陌生感的不熟悉的非自体。这种对熟悉的自恋性迷恋似乎给孩子提供了健康的必要条件，以此来接受或连接非自体。这似乎也为他的自我提供了基本的安全感，让他能富有情感地投入到非自体中，这些非自体是力比多欲望的对象以及生存、情绪需要的潜在提供者（见第三章）。这一过程始于口欲期，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见第四章）。该过程也让客体关系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然而，如果客体偶尔没有依照其习惯、熟悉的方式或其熟悉的、反复发生的关系特质来回应婴儿，婴儿首先感觉到的就是陌生。当客体呈现出不同时，婴儿和成年人一样会认为这对他自体熟悉的内在健康造成威胁、伤害或拒绝。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在这些痛苦的情景下，婴儿和成人的健康自恋常常立刻被唤起以保护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抵制陌生感，避免将自己暴露于他人他物。例如，有人告诉一位成年女性爱丽丝（Alice），说自己看到她的父亲在哭。“这不可能，你搞错了。”她坚定地回答，“那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从来不哭。”再例如，孩子们难以理解自己的父母曾经也是孩子，因为这些属性并没有植入孩子们的自恋网络中，他们坚定地认为父母从来都不是孩子。因此，对我们来说，差异性是最难让人感知和接受的。这也意味着在个人自己的自恋网络中没有将客体及其行为呈现出来的差异性特征识别为熟悉的事（物）。
肖恩家正在举行家庭聚会，10个月大的他被母亲抱在怀里，大量的“陌生人”让他有点不堪重负，他紧紧抱住母亲这个对他而言熟悉的人，从而让自己感到是安全的。起初，所有的陌生人看起来都很吓人，而且难以分辨。肖恩逐渐平静下来，他开始（通过他的自恋感应器和免疫性记忆）对陌生人进行观察、扫描和定位，以识别出熟悉的面孔，只有当他认出阿姨玛吉（Maggie）和叔叔艾萨克（Isaac）时，他才热情地投入他们的怀抱。有一刻，肖恩向一名儿科医生伸出他的小手，这让他的父母感到惊讶，因为肖恩并不认识这位亲戚。他的自恋感知（直觉）似乎表明，这位客人与孩子们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很容易交朋友。这个人最初被认为是不熟悉的非自体，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合意和熟悉的人。[8]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当肖恩熟悉的亲人接近他并表示出看到他很高兴时，肖恩却拒绝跟她互动。尽管肖恩对她是熟悉的，但她的出现引起了肖恩的苦恼。可能这位亲戚唤起了他具有威胁的记忆模式。就好像他预料到她习惯性地捏他的脸颊，所以迅速地拒绝了她，以便保护自己。母亲很明智地尊重了肖恩的意见，允许他对这位“阿姨”进行如此的回应，自己向她表达了歉意。
弗洛伊德在他所写的令人启迪的文章《怪怖者》（The Uncanny）中，描述了对他人同时出现熟悉和不熟悉的感知：半熟悉的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威胁，从而破坏了自体熟悉感的连贯性。
12个月大的哈利（Harry）抱住了一个成年人的腿，就好像是抱着他父亲一样，突然，他意识到这是他叔叔阿尔文（Alvin）。他觉得很尴尬，跑去找父亲。当他抓住父亲的腿，体验到熟悉的感觉时，他又回到叔叔身边，抓住他，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玩这个游戏表示他享受自己具有克服尴尬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熟悉中的陌生感以及从一个情绪状态到另一个情绪状态的转变，在这种状态下，熟悉的事（物）保持恒常。通过这种方式，他将陌生感整合到了熟悉感中。
每当9个月大的简留在祖母家时，她都习惯陪父母走到门口送他们离开。祖母会抱着她一起向父母挥手并且说：“再见。”有一天，简和祖父一起陪父母走到门口。像往常一样，简向父母挥手告别，并伴随着一声熟悉的“再见”。但在父母离开后，简看了看她的祖父，脸上呈现迷惑的神情。因为她发现（通过她的自恋感应器）祖父和祖母不同，但父母的离开仪式又很熟悉（记忆痕迹的回响），所以她对祖父尴尬地微笑，在和他的游戏中完成了离开父母的过程。她似乎感到似曾相识，又混杂着陌生。在熟悉的情感情境中，细微的差别往往会引起惊讶和尴尬的反应。
正常的自恋式进程让婴儿和成年人对其他“大致熟悉”的人感到好奇，与他们交朋友，并发现隐藏在陌生中的熟悉感。遭遇到陌生的人（事、物）有时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陌生感与熟悉感交织的感觉，这种感觉激发了我们定位其所包含的熟悉部分的好奇心，从而与其保持友好[9]，并能接受这种改变。例如，观看一部新电影时，我们需要和演员之前扮演的角色或演员在之前表演中激发出的我们的感受联系起来。
适当的好奇心和友好地接受陌生感对情绪的发展、体验情绪信息从而丰富自体、对适应变化和对陌生的人（事、物）保持适当的警觉都很重要。自恋进程受损让我们处在免疫熟悉感的两个极端：要么固守绝对、完美的熟悉感，要么拒绝任何陌生感或差异性的信号。
陌生感不仅仅局限于人们自身之外的事物，自身身体发育、疼痛、疾病、性成熟、怀孕和衰老等也会引发人们的陌生感。
6周大的桑迪（Sandy）感到一阵胃痛，这在她体内唤起一种陌生感。于是，她努力排便，在做到之后她就会平静下来。大约5个月后，她逐渐明白要摆脱胃里的压力必须激活哪些肌肉，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回到一贯熟悉的感觉中去。
在口欲期，婴儿的感知运动能力高速发展。他仰躺着、动自己的双腿，然后学会坐起来，学会站立，学会滚动，学会爬行，学会走路。最初，身体的每种新感觉都让他感到陌生。躺下和坐着时的视野不同，他的四肢在坐着、站着或爬行时传递出不同的本体感觉，对每种动作的平衡感知也不同。自体熟悉感中的陌生感驱使婴儿不断重复新的运动成就，对运动控制不断增长的新熟悉感也在改变。
7个月大的利奥很难从站立的姿势改变为坐下，他发出求助信号。他的父母帮他坐了下来，但他像一个摇摇欲倒的娃娃一样又站了起来，然后又开始哭着求助。当他体验到从站立到坐着的这个转变过程是自己所熟悉的、在自我的控制之下时，他的自体熟悉感得以恢复（对变化的本体感觉熟悉）。
8个月大的肖恩喜欢进入一个大的纸板箱，因为它就像个小房子。当他12个月大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再爬进去了，那种爬进“房子”的熟悉感开始转变为陌生感。为了维护被挑战的自体熟悉感，他把这种陌生感投射到房子上，每次爬不进去的时候，他就会对纸板箱生气。最后，他停止这个游戏，甚至毁灭了那纸箱。
自体熟悉感在自我调节下演化为自体恒常性（self-constancy），以至于我们常常只是在熟悉感遭到破坏后才意识到我们对自体的熟悉感。在自体空间中，只有对熟悉感的偏离和陌生感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饥饿感、胃部疼痛感、呼吸的不同节奏、惊人的景观——所有这些都创造了与恒常和常规不同的感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体验到熟悉感的改变，于是会渴望拥抱或应对这些改变来重现熟悉的家庭常规（自体熟悉感的自恋性恢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认识到自体恒常性和熟悉感，吸收这些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变化所更新的信息。或者，有些从小就习惯了面对令人兴奋的变化。他们对刺激很熟悉，因此会像成年人一样寻求冒险（自体熟悉感的自恋恢复），而对某些人来说，面对这种危险则是无法耐受的。
4个月的桑迪醒来时哭了起来，她的母亲知道，这一般是源于陌生感带来的痛苦信号。他们关系的恒常性让母亲能够区分桑迪的各种哭声，并识别出不同陌生感，到底是因为尿布湿了？生病了？恼人的饥饿袭来？还是生发了期待被纵容的愿望？母亲试着辨认出桑迪不同的需要以便予以相应的安抚，而这些需要和母亲自己的需要是不同的。母亲热情地拥抱桑迪，传递给她信心，让她知道烦恼总会过去的。桑迪平静下来，她的自体熟悉感在母亲的怀抱里得以恢复，呼吸变得更加顺畅、稳定。
4个月的史蒂文（Steven）也是醒来哭泣、不开心。和往常一样，他的母亲认为这哭声表示他饿了（母亲否认任何其他导致陌生感的压力），冲过去喂养他。她没有费心思寻找史蒂文哭泣的真正原因，也不认为他可能有别的需要，而那个需要与她的需要不同，与她所认为的孩子的需要也不同。不确定性如不完美感让母亲感到危险，对她来说，喂养孩子是她很熟悉的经验，能让她意识到自己在抚慰孩子上的母性天赋。她习惯了根据自己的自体熟悉感来让史蒂文吃东西，而不是参考史蒂文的需要（陌生感入侵）。她的重复行为抑制了孩子的免疫系统需求，即学着区分不同类型的痛苦和重获自体熟悉感。史蒂文并没有发展出找到问题根源的需要。因此，他自恋的记忆痕迹中食物和喂养（或进食）就是所有痛苦的主要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未来这些记忆痕迹会在他所有感到陌生而引发痛苦时回响，于是，他会在食物中寻找庇护，因此无法辨别在特定的情况下自己是否真的需要食物。
4个月的杰瑞（Jerry）躺在母亲怀里，他们享受着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这时电话铃响起，母亲很快把杰瑞放在婴儿围栏中，然后去接电话。杰瑞经历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和陌生感，他哭起来—— 一种自恋受损的、痛苦的表达。
改变以及人们之间的差异性会触发不安感是众所周知的。它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如我们开一辆租来的车时或者看到某人的穿着跟我们完全不同时。我们努力让孩子和自己做好准备，因为对变化的预期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陌生感并与之友好相处。这样做便于我们在那些事物变化的过程中感知到熟悉的记忆痕迹回响，从而维护我们的自体熟悉感。因此，通过例行的“暗号”、一首歌来预示特定的事件，为孩子准备友好的家庭生活安排或计划改变是很重要的。这些行为在改变到来之前就为维护自体熟悉感提供了自恋网络，这些改变包括诸如分离、睡眠、接受体检、幼儿园内的各种庆祝活动，甚至兄弟姐妹的出生。
丹（Dan）是一名舞蹈公司的编舞人员，在接受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他告诉我：“我抑郁了……最近我想在常规的节目中添加一些新的舞蹈形式，但是在排练时我对自己和其他舞者都感到困惑。感觉好像以前的舞步已经控制了我，扰乱了新舞步的形式……”
我（分析师）记得（我记忆痕迹的回响），丹曾有几次表达过一种担心，即他的家庭会失去团结，于是我解释道：“对你来说，改变熟悉的节奏就像失去了你深爱的家庭团队精神一样。”
丹兴奋地回应道：“我记得（记忆痕迹的回响）有一次家庭旅行，我母亲鼓励我们所有人用统一的节奏一起唱歌，就像个家庭唱诗班一样。我记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时刻。现在我的身体都能时不时感受到小时候困扰我的焦虑，那时我们一起唱歌，有时我会走调……我觉得我毁了母亲的家庭音乐……也许新的编排变化是那种走调。”
从婴儿到成年，尽管存在自恋免疫进程，但是当我们自内在和外在体验到陌生感或差异性之后，我们也会多次感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侮辱、挫折和伤害。这种情况会导致自恋受损、失望感、羞愧感和耻辱感，当自体熟悉感凝聚力的内在感知遭到破坏时，还可能会被体验为创伤。伤害不可避免，因为他人（即使是熟人或我们至亲至爱的人）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会维护自己的差异性。
当我们被否定、侮辱或体验到被伤害时，我们通常倾向于撤回自己对此人的关注，不再对其保持兴趣。在这些痛苦的状态中，我们常常因为此人冒犯了我们而大发雷霆，有时甚至会恨他，好像他要为我们那难以忍受的陌生感负责。换句话说，我们天真地期望对方能保护我们的完整性，根据我们的自体熟悉感来回应我们，而这个在维护自己差异性的他人，被指责为冒犯了我们。
因此，在自体熟悉感遭到挑战之后，对其予以恢复的自恋进程对于维护自尊、自豪感和自体完整的意识都至关重要。这个过程对于以下内容也必不可少：维护和重建与客体的关系；与他人和解，尽管他人和我们有差异、使我们承受了侮辱并因为其差异性给我们造成痛苦。
就像逐步解谜题的过程一样，对自体、客体及关系熟悉感的恢复是通过对信息的重新加工和交叉检验来实现的。我们会对目前的经验进行微调，直到我们的自体、客体及关系熟悉感得到调整和重构。
当自体熟悉感得以恢复，个体就会自由地重新评估自己的潜能，承认自己的理想的局限性，并与自己的不完美及客体的差异性和解。这样，人就能接受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并能重新投身于自己的兴趣并关爱自己所爱之人。
健康的自恋发展进程创造了一个情绪平衡系统，让一个人可以与熟悉的人（事、物）保持友好，同时保持对陌生感的警惕。与此相反，受损的自恋进程造成了警觉和友好之间的不平衡，还可能导致对陌生感、猜疑感和陌生感—毁灭焦虑的过分警觉，同时伴随着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它还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任何陌生的人（事、物）都缺少警觉而过度友好，随之而来的则是自体熟悉感频繁被陌生感侵入以及自尊受到伤害。通过阅读文献和临床实践，我们已熟知口欲期自恋病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自恋缺损，如虚假自体，个体感到被剥夺和自卑，感到自尊被伤害，以及缺乏保护的自体熟悉感，否认陌生感入侵的迹象，出现自毁、对他人过度怀疑、持续的被抛弃焦虑、酒精和药物依赖等行为，形成进食障碍、倒错和自恋型人格障碍等。
个体的自恋进程终其一生都在改进，这有助于智力不同成分的发展。例如，对父母的依恋和对差异性保持友好源自对陌生中所感知到的熟悉；适应变化的能力来自控制陌生感和改变的需要；科学的好奇心来自对未知或外来事物的研究，而生存之乐（其源泉在于对完整性、爱以及对热情和熟悉整合感的感知）可能也会增强。在这方面，我遵循科胡特对智慧的定义：“智慧主要是通过个体克服其未修正自恋的能力而形成的，这也有赖于个体对其身体、智力和情绪力量所具有的局限性的接纳程度。”
小结
在我看来，自恋应该作为弗洛伊德创立的结构理论中人格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除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之外，我为其加上了自恋。在保护自体熟悉感、客体熟悉感和关系熟悉感时，自恋是第一个被激活的部分。
自恋为自体熟悉感提供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免疫这个观点还比较新颖。这个观点描述的是一种天生的进程，该进程让具有凝聚力和完整性的自体熟悉感得以被保护，让我们有能力在自体熟悉感中抵抗“入侵”的陌生感，最终有能力在生活中遭受不可避免的伤害后恢复自体熟悉感。自恋是通过被熟悉的事物所吸引、对陌生的事物保持警惕和抵制这一动力学过程所激活的。在自恋进程中，对熟悉感的认识赋予了个体一种体验自我的幸福感，这可以由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无声行动来证明。相比之下，陌生感则会引起警觉，在压力大的情况下还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为“战斗或逃跑”做好准备。
通过对陌生感和差异性保持友好，自恋的健康（平衡）进程有助于提高情商。同时，除了正常的健康自恋发展进程，我们仍然会在内外环境中对陌生感和差异性反应为自恋受损。在这些情况下，作为成年人，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像那个隐藏于我们体内的小孩一样感到受伤和愤怒，直到免疫过程成功地“更新”自恋信息和情感信息，以恢复我们的自体熟悉感以及我们和客体的关系。这一更新和“重置”让在最初发生的（遗传的/发育的）事件中并没有完全被排解而压抑的能量在当前得到释放，因为当初那些事件或多或少被体验为创伤，而现在它们被重新激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