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东方破晓：世界科技竞争新格局
ISBN：978-7-115-67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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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李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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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但是，什么是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怎么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需要做出很好的回答。本书从“人与地”“人与人”这两对最根本的关系出发，探求了250万年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日益巨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分析了西方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建设之路，对未来5～30年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趋势进行了展望，围绕创新文化、基础研究、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功能空间布局等提出了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愿景、思路和对策建议。本书旨在引发关于科技创新的思考，使读者能知科学、懂技术、悟创新，进而坚定创新自信，激发创新活力，成就科技创新。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程中，科技创新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到现代的太空探索，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到互联网的诞生，科技的飞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着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科技竞争新格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行动，致力于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和推动者。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杂交水稻的培育，量子通信的突破……科技创新的重大成果推动着民族复兴。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一些大国政治变动之年。依据技术-经济发展理论，未来5～10年，世界经济将处于萧条阶段，全球范围内各种矛盾频发，百年变局正在进入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与此同时，危中有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入展开，下一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正在孕育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因素。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此时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比同时代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需要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率先在自己的土地上兴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比同时代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需要建设科技强国，成为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为我们指明了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目标，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根本遵循。
依据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和态势，未来20～30年，将可能出现一次重大的新科技革命，世界将跨越“技术奇点”，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纳米技术、先进能源等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和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但同时，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能否带来普惠发展红利，让所有国家和民众都受益，发达国家能否更发达，发展中国家能否也发达，这些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和质询。而中国，必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对这些问题正面求解的起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正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新的世界科技图景带给全人类，中国人正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迈向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进程绝非一帆风顺，既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更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本书不仅是对过去中国科技创新历程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思考。本书旨在深入探讨科技创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如何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自立自强，进而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把中国人在深厚的家国情怀之上，心怀天下、兼济他人的精神风貌和不懈努力，打造成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有精神内涵的佳作，讲好中国科技创新故事，坚定创新自信。
本书从历史、地理、文化、制度等多维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式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包含的科技创新史、科学思想方法论。本书一是用长焦式历史扫描，全景式呈现并揭示人类社会兴起与发展背后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矛盾，分析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二是基于数据、案例生动地描绘中国式创新伟大实践的艰苦卓绝与决不妥协；三是综合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态势，以全球化视野解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和进程，梳理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的路径和策略。
本书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引言和序章，其余五部分为五篇。
引言和序章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关键战略路径。中国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为世界提供智慧和力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一篇至第五篇，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
第一篇“概论 探寻人类世界运行的奥秘”，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展示人类社会和科技体系的演变，展现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创新发展路径，以创新驱动现代化进程。
第二篇“回望 未来把细节埋在历史中”，总结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改革开放、教育发展、人才集聚对应对寡头型经济、“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
第三篇“态势 未来已来，现在不再”，分析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产业变革，呼吁优化创新生态，吸引人才，努力成为新科技革命的策源地。
第四篇“路径 通往科技的珠穆朗玛没有坦途”，提出实现科技强国目标的战略布局，包括创新文化建设、科研投入、人才培养、企业创新和空间功能布局。
第五篇“前瞻 新时代，为万世开太平”，展望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在全球科技图景中的引领作用。
本书的创作过程是严谨而充满挑战的，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策划，到2021年上半年确立基本框架，再到2024年的最终成稿，历时四载，每一步都凝聚了我们团队对内容质量的极致追求和对知识传承的深厚敬意。在此期间，我们团队进行数轮研讨、反复修订，甚至是局部的推倒重来，只为实现主题性、专业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以期为广大读者呈现一幅深刻、全面、生动的科技竞争新格局的全景图。
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有力地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科技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它将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索。《东方破晓：世界科技竞争新格局》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是一次思想的飞跃，是对人类未来的一次深刻洞察。
期待本书能激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贡献智慧，为党领导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参考，使广大干部群众更深入地知科学、懂技术、悟创新，进而激发创新活力，成就科技创新，将中华儿女的创造力汇聚成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磅礴力量，为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及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
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拥抱科技的变革；以创新的精神，探索科技的未知；以合作的姿态，共享科技的成果。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迎接东方的破晓，见证科技的力量如何照亮人类的未来，如何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繁荣、和谐、美好的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也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李万
2025年12月
这是和平的胜利！
2023年3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方在北京发布联合声明，沙伊两国将尽快恢复外交关系，并将激活20多年前签署的有关合作协议。
这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实现的！
近年来，中国展示出的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诚心、决心与能力，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人民认识到，人类社会不只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相反，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新贡献。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的第三个全球倡议。发展、安全和文明，是人类关注的亘古不变的主题，更是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
三个全球倡议，是在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各种纷争不断，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发出的。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日益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稳定基石。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为破解全球问题、把握和应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和挑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建美丽地球家园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不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前提，将塑造全球安全新理念、新格局、新体系。
农业革命以来上万年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近500年来，人类社会中的竞争尤为残酷，地球上的许多角落都曾经或正在上演为了生存而开展的殊死争斗。时至今日，仍有数以十亿计人，时刻有可能遭受不虞之灾。
安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安全与发展紧密相连，发展意味着财富的增长和累积。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拥有和累积财富的生物。财富，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争抢的焦点。围绕财富的争夺，人们“发明”了战争。
在不同历史时代，财富的来源不同，人们争抢的对象不同，战争的形态也不断变化。
农业经济时代，财富主要来自种植和畜牧，土地、牲畜、人口和粮食等是人们掠夺的对象，由此引发的纷争影响至今。不少国家间仍存在领土、领海的争端，依然时不时出现暴力对抗。
工业经济时代，财富主要来自生产制造，石油、煤炭与钢铁这些矿产资源以及机器设备等资本品是人们抢夺的重点。今天，石油等矿产资源富集之地，成了一些大国角力的“竞技场”。
面对万年来的争斗，人们一直梦想着“持久的和平”。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新的高度，财富的虚拟化和战争的知识化虽然极大增强了新形态战争的破坏性，但也带来了“持久和平”的曙光——土地可以占有、矿产可以掠夺，然而，刻印在人脑中的创意思想以及促进财富涌现的创新生态却难以肆意占有和掠夺。尤其是，当财富最终展现出其本源为知识这一本质后，因为知识的非有限性、非排他性，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不再以零和博弈为主，而代之以增量博弈——通过发展来实现安全，已经成为可行的新选项。
一般来说，除去部分所谓的“致毁知识”——导致人类世界毁灭的知识，绝大多数技术和知识具有“中立性”——技术和知识的作用对人类社会而言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价值立场。
科学革命以来的近500年，尽管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和平等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种族优越论”等时隐时现，影响着国际关系。无论是“陆权论”还是“海权论”，其实质都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现代海军和空军，实现远距离力量投放，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以其他地区的不安全来确保自身的泛安全。
作为“世界岛”东端大国的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毗邻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的安全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定，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休戚相关。立己达人，中国以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的理念为指引，秉持“以发展定义安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努力促进世界持久和平。
因此，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展开，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将不断增强，久远历史以来沉积的领土、资源、宗教和文化上的争执，将随着科技创新在各地区的应用和知识经济在各国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得到化解，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将得到充分落实，“持久的和平”将不再只是梦想。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谋大同来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将带来全球发展新思路、新动能、新路径。
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世界最富有地区和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天，对数十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繁荣发展，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摆脱贫困，人们首先需要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然后要有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等予以赋能，资金和金融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简言之，就是要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并能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旧石器时代以来，从个体到各类组织模式再到各种社会形态，从部落、部落联盟到城邦、王国再到民族国家，人们结成的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人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
今天，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已然拉开大幕。与以往历次革命的迥异之处在于，第六次技术-经济长波，很可能是群体性突破。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先进材料、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突破和颠覆性态势。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几乎所有领域，AI for Science（科学智能）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学科交叉、技术汇聚、产业融合。
群体性突破，既是人类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的跃迁，也与人类社会的规模密切相关。就典型大国崛起时的人口规模而言，1800年的英国的人口不到1000万，1870年的德国大约有4100万人，1920年的美国的人口突破1亿，1939年的苏联的人口为1.6亿～1.8亿，1980年的日本的人口约为1.17亿。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技术复杂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只有拥有足够的人口，才能产生具有足够的细致分工的庞大劳动力队伍，也才有可能创造和累积更多的知识。
今天，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之和不超过12亿。未来30年，世界将第一次出现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情形。而这一变化，必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社会组织和制度创新的一系列跃迁。
人类文明正进入一个“大协作”的新时代。民粹主义和本国优先，解决不了全球化的问题；试图逆转全球化，也解决不了本国面临的全球化难题。唯有进行更为广阔的协作，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才能在共同发展中实现新的跃迁。
与“大协作”互为因果的是一场普惠性科技革命的展开，即能够让几乎所有人都受益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开展普惠性科技革命，一方面，需要强化教育，孕育大批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以优良创新生态促进一系列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创生发展；再一方面，新产业带来高价值就业岗位，教育培训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水平，使得产业需求与就业技能相匹配。这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
群体性突破和普惠性创新的相辅相成、互动互励，能够创造出源于物质生活、满足精神生活各类需求的技术、产品、服务，使人们的生活、生产、生态更加舒适、便捷、优美，终结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科技“大停滞”，引致“美好”型科技的“寒武纪”大爆发，惠及数十亿人民，实现持续繁荣。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共建美好家园，引领全球文明新思维、新形态、新境界。
自从人类的先祖走向世界各地，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文明以来，在基因和环境的支配下，不仅人们的外貌有了显著区别，更为关键的是，语言、文字、习俗、文化等都有了标志性的不同。据估计，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民族，使用约6000种语言，有2000～4000种文字。可以说，各民族、各人类社会都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未来30年乃至整个21世纪，人类文明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亟待通过科技创新来应对和破解。
更多人口的高品质生活。根据联合国有关报告，今天全球人口已达80亿，2100年或将达到110亿。人口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将在饮用水、食物、居住、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上，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博弈，如粮食生产率需要提升50%以上，食物总需求将比2009年增加70%，肉类消费量将增加76%。
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的数据，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警戒线为550/100万。如果要将二氧化碳含量控制在这一水平之下，人们必须采用一系列新的不含碳的能源技术：到2030年之前，新能源消费在全部能源消费的占比要达到1/7；到2050年，该占比要达到1/3左右；到2075年，该占比必须超过50%。如今气温升高，海平面升高，已有多个低海拔的海岛国家受到严重威胁了。
“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面对各种挑战，更需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仰望星空，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宇宙中的一叶孤舟，我们理应结成命运共同体。在人类能够移居到另外一个星球（如月球、火星）之前，人们必须对地球进行“精耕细作”，推动生态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共建宜居、和谐、美丽的地球家园。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为此提供有力支撑。中国，正在变“绿”。过去近20年里，中国用全球陆地面积的6.44%，贡献了42%的全球绿化增长。中国，正在变“小”。中国高铁里程占世界比例已达70%左右，越来越多的城市间可以实现当天往返。中国，正在变“清”。中国风光电装机容量占世界比例在36%以上，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是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国，销售份额占全球的60%左右。有了宜居的生态环境，人们才能生存生活。有了优良的基础设施，人们才能创业发展。有了强大的能源动力，人类社会才能高效运行。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去的智慧和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40多年前，伟大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这样写道：“可以预期，为了建立能够公正地代表国家消亡前后世界人民新的全球机构，将会因此发生斗争，搞得今后几十年难以安宁。”他还写道：“总之，我们正在接近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由许多像脑神经细胞那样相互密切联系的单位所组成，而不是像一个官僚机构的各个部门那样组织起来的。”
今天，我们对此的理解是，已经全球化的人类文明，不可能再用民族主义的方式去解决和应对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必须要用更为宏大的理念和方法，用新的组织形式，这才是符合人类社会演进规律的做法，才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所带来的具体行动。
其中，科技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未来，将是一个空前“大协作”的新时代。互联网、高速交通网络等科技创新促进了“大协作”，同时，群体性突破和普惠性科技革命，又急切地需要“大协作”。
面对空前复杂的知识体系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挑战，智人也许应该从社会性昆虫蜜蜂、蚂蚁那里学会“蜂拥智能”。正如托夫勒所言，世界应该像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那样紧密而有机地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超级智慧的整体，地球生命和人类文明将因此翻开一个新的篇章——形成连接数十亿人、上千亿物件的“世界大脑”，开始向“元智能”迁移，形成地球级“蜂拥智能”，为经济永续发展、人类持久和平注入不竭动力。
未来30年，中国能否跨越史上最艰难、最惊险的“卡夫丁峡谷”？
沧桑500年：中国，从闭关自守到拥抱全球
人类命运共同体图景下的科技强国，给世界一个新选择
巍巍太行山，横亘在华北大地，其中北部东麓的阜平县，曾是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带领党中央在这里召开过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然而，新中国成立多年后，这里依然贫困。聂荣臻元帅曾说过：“阜平不富，死不瞑目。”2012年12月29日，党的十八大后仅40多天，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次外出视察，就来到老区、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合一的阜平县，在这里向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进军令。8年后，包括阜平人民在内的数亿中国人摆脱了数千年来的绝对贫困，这可以说是世界脱贫历史中的第一奇迹。从脱贫致富、全面小康到正在努力实现的共同富裕，这一发展态势，可以用一个词高度概括，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全国大规模、有组织扶贫攻坚的起步之处是宁德市赤溪村。
早在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就刊登了反映该村畲族群众贫困状况的“读者来信”，赤溪村也因此成为“中国扶贫第一村”。
电视剧《山海情》中的场景，是现实中闽宁对口帮扶的缩影。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从1998年开始在闽宁镇向当地居民传授蘑菇种植方法。截至2020年，闽宁通过菌菇产业，带动就业2.8万人，从业农民增收1.66亿元。不仅如此，闽宁菌草还走出国门，帮扶发展中国家。自2001年中国首个援外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成，这一技术至今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
中国式现代化，已默默地为世界做出贡献。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显著特征：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而言，可谓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艰难、最惊险，也是最伟大的现代化。马克思曾将不经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更高阶社会阶段比喻为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无疑将是人类跨越“卡夫丁峡谷”最成功的典范。
不过，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充满各种挑战，需要充分发挥人类智慧。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规模庞大的产业经济予以高效支撑，在21世纪，这是空前的。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不过12亿，这是在两三百年间累积形成的，是产业逐次升级支撑起来的。相比较而言，未来30年，中国式现代化将经历这些里程碑：
• 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将超过1.3万美元，中国将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成为近50年来第一个进入中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经济体；
• 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重回世界第一；
• 2035年，中国人均GNI为2.5万～3万美元，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
• 2050年前后，中国完成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达到4万～5万美元，世界全面进入新格局。
当今世界，12亿高收入人群掌控着最先进的技术、最高端的产业、最具附加值的部件和产品、最具竞争力的就业岗位。未来30年左右，中国14亿人人均GDP从1.2万美元跃升到4万～5万美元，简单推算，这将需要创造近40万亿美元的新兴产业增加值，并将为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带来颠覆性变化——在众多领域的高端环节，中国将占据重要地位。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同时需要强激励的动员机制和强普惠的托底体系，更迫切需要一场惠及所有人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情况。二战后，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相对公平的现象，以至于库兹涅茨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内在的调适性。然而，过去40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向科技巨头集聚，出现了大量“铁锈地带”和“愤怒的群体”。
对于未来30年的中国而言，既需要强激励的动员机制，也需要强普惠的托底体系。更迫切的是，需要引发和抓住一场可以持续30～50年的普惠性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使得新兴科技能够赋能于每一位社会成员。
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会迅速增长。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充分发展“美好”科技——支撑美好生活的科技——的基础上，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要焕发出勃勃生机，更意味着要催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精神财富。
人类是唯一建立起财富体系的动物。财富，不仅包括物质方面，更应该涵盖精神方面。要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物质生活富足后，精神文明不一定会自然到来。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等兴起以后，商业化、物质化造成了人和文化的“单向度”，物欲横流给现代人带来了新的生存困境。城市越大，节奏就越快，人们的精神压力也越大，抑郁症患者、焦虑症患者等精神疾病患者也越多。同时，物欲横流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等。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这需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更大的魄力，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精神文化成果，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催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在世界历史上造就首批“最自由的人”。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率先实现高水平的循环经济，形成全球最大、最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生产和分配体系。
根据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所有做功的过程，都不可能实现100%的转化，总有一部分能量会耗散为热能。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系统总是向着熵增方向演化，如果要降低系统的熵值，必须从外界引入负熵流。熵，代表着混乱程度。人类社会必须不断从自然界引入物质能量，才能实现自身的稳定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损耗。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越发展，就必然从自然界中引入越多的物质能量，自然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就有可能越高。
本质上，现代经济发展就是利用科学技术将混乱程度较高的原材料和信息转换为混乱程度较低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生态面临日益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先发展后治理、先污染再修复的路子不可能再走得通。因此，要想实现人与自然整个系统的熵减，就必须采用新兴技术充分利用太阳能，或开发出类似可控核聚变这样的能源技术。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克服海量的技术难题。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长期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更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通行规则的重要思想基石。
持久的和平和持续的繁荣，是人类一直追求的梦想。前者需要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后者需要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中国的崛起将面临一系列主要的重大挑战。
一方面，要实现国内的长治久安。
对中国而言，需要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另一方面，要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力量的持续壮大。
在与国际公共安全相关的粮食、能源、大宗商品、武器以及金融科技等方面，要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博弈的科技能级，维护世界粮食、能源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6.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未来15～30年，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公平、更高效的国际规制下努力建成贸易强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500年来，“现代化”一直由西方标定。未来15～30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将为人类文明史揭开最为绚丽壮观的、最具历史进步意义的一幕。这需要进行开辟式创新，加快建设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和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智力支撑。
1419年8月8日，明成祖朱棣下诏，对第五次下西洋的将士进行封赏。同年，葡萄牙再次发现马德拉群岛并占领了这颗“大西洋明珠”。
1430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据信这次最远接近莫桑比克海峡，郑和也在这次航行中去世了。之后，明朝下令不再下西洋。再后来，有关的造船和航海资料也被毁损。
1487年，葡萄牙人抵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1497年，达·伽马抵达印度。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地球第一次从实践上被证明是圆的。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美洲，这距离郑和首次下西洋已经过去200多年了。
当中国人逐步关上国门，欧洲人却劈波斩浪，冲向世界各地。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与后来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相互成就，使得西欧人登上了人类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最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并一度统治世界上80%以上的陆地。
500年来，世界发生了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被称为“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等。主要由西欧人及其后裔建立的国家在竞争中成为“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创新高地”，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西方一些学者甚至将亚欧大陆两端这种500年来对比强烈的变化——曾经长期领先的中国和东方，在近代以来大大落后了——称为“大分流”。
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并对今天乃至未来的发展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
500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主要受三大宏观因素影响：地理环境提供了初始条件，现代经济体系成为累积巨额财富的关键，制度变革创新提供了重要保障。
自12 000年前的农业革命起，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便已显现。亚欧大陆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建立了最早的农业社会。时至今日，粮食和能源依然是影响各国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地理初始条件的差异，使得亚欧大陆的人类社会获得了先发优势，而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则大大落后。
在麦哲伦船队结束环球航行21年后的1543年，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序幕。在科学革命累积200多年后的1776年，瓦特在博尔顿的资助下终于开始将蒸汽机商业化，这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并赋能于工业。同年，在苏格兰，斯密发表了《国富论》，经济学诞生。在大洋彼岸，被马克思誉为“世界上第一部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发表，美国建立。1776年发生的这3件事并非巧合，它们与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现代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经济体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金融与信用体系、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市场体制等之上的。据估计，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来源于1750年之后。相比农业，工业展现出改造自然的巨大能量。在很长时间内，工业化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词。
工业革命成为西欧迅速超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主要由西欧人后裔建立的美国，成为迄今为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崛起的最为成功的案例。
500年来，西欧人及其后裔主导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他们建立起“发现—占有—统治”的无休止扩张机制。航海引发了对地球测量、蒸汽动力等的需求，殖民战争促进了火药及热兵器的发展，引发了对力学、化学、热力学等的探索……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逐渐发展起来并展现出巨大威力。在一系列持续的制度创新支持下，现代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各国现代化程度和水平成为影响该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革命以来，国家间的竞争日益向前转移至科技创新，人类社会竞争的最高形态——战争已从“热战”“冷战”演变至“科技战”，而形成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格局是从起飞到引领的关键所在，成为“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创新高地”则是迈向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出现了一种周期性波动的规律。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经济周期是由技术创新引起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新兴产业，大量投资涌入，经济繁荣，随着模仿渐多，平均利润率下降，经济逐步萧条，此时，有人看准时机，开始研发新技术，开创新产业，如此往复。
这一规律揭示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是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当科学技术进步速度放慢或现有科技成果难以达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的时候，问题就逐步累积，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动荡。这种矛盾在国际传导，将引发国际争端，甚至引发战争。换言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科技进步的停滞；一旦战争爆发，一些原本在和平时期得不到资源投入的科研项目会因战争的急迫需要而获得大量资源，进而实现突破，不锈钢、合成橡胶、青霉素、雷达、飞机、原子弹等都是如此。
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而言，“冷战”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创新”这一概念的全面引入并与科学技术融合成为“科技创新”。从那时起，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石。
从经济起飞开始，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先后遇到“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大企业病”等问题，而形成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格局则是根本出路。
发展创新型经济最为成功和典型的代表就是二战后的美国。在一次次技术浪潮中，美国总能涌现出领军型的创业团队和创新型企业。比如20世纪70—80年代的微软、苹果，20世纪90年代的谷歌，21世纪的脸书（已更名为“Meta”）、推特、特斯拉，等等。而相比较而言，几十年来，欧洲、日本、韩国鲜有新兴企业持续崛起的情况。
为了防止后来者追上，美国从二战时就开始探索实施“科技战”。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德国的崛起，美国开始系统地展开“科技战”。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单方面的“科技战”。
500年来人类社会之间的斗争和国际竞争清晰地告诉世人，唯有充分把握每一次技术-经济长波和科技浪潮，并主动实施制度创新的国家和地区，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创新实际处于“大停滞”状态。今天，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全面展开，群体性突破方兴未艾，世界正进入“伟大的技术竞争”阶段。各国各地区都使出浑身解数，优生态、竞政策、拼组织，争抢顶尖人才，发展科技、拥抱“奇点”时刻，力求未来重大发现、主流技术和主导产业在本国本地区率先策源。
曾有人在网上向OpenAI（开源人工智能）提了一个关于《红楼梦》的问题，并得到了回答。
提问者：“如果你是贾宝玉，你选择谁当老婆？”
人工智能：“如果我是贾宝玉，我肯定会选择贾母作为我的老婆。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主人公，而贾母是他的母亲。贾母是一位极其聪慧和爱心十足的女人，深受贾宝玉的尊敬和爱戴。贾宝玉也一直对贾母忠心耿耿，因此我认为贾母是我的最佳选择。”
这答案可以说是出人意料而又令人忍俊不禁了。这个人工智能就是2022年“大火”的ChatGPT。
其实，ChatGPT在很多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比如有网友用它来构建神经网络，换言之，人们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来创建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来训练人工智能。这听起来似乎很令人担心，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自我演化了。
其实，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有这样的担心了。
1950年，图灵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的指导老师冯·诺依曼认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的社会将朝着某种类似奇点的方向发展，一旦超越了这个奇点，我们现在熟知的人类社会将变得大不相同。
谷歌高管库兹韦尔则认为，大约到2045年，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纳米科技等的发展，将会出现超人类的新型智能体，人类或被终结，或利用技术实现“永生”。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45年的“技术奇点”，将可能是科技“大繁荣”“大爆发”的时段。
人们之所以对正在展开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抱有如此高的期望，是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科技创新实际上处于“大停滞”状态。
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对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绝大部分创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进入20世纪90年代，迟至进入21世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进步速度都明显放缓了，甚至低于它们在19世纪末的水平。
科技依然在进步，只是速度慢了，惠及的人群大大减少了。
今天，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生力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是涉及25亿～30亿人口的现代化，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和最重要收获。
随着支撑物质生活的产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将科技创新的重点锚定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上——更高质量的延年益寿，满足更加个性化需求的生产制造，更具智慧的信息系统支撑人们更轻松的生活、更高效的创意，更绿色、更低廉的不竭能源动力在给人们带来高品质生活的同时保持环境友好。
1820—1830年，据估算，中国GDP居世界第一，然而，中国这一最大经济体的工业比重几乎为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GDP缩水严重，数千年积累的财富大量外流，人均GDP在世界上排100名左右，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经过短短7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些提醒着我们，必须全面拥抱现代科学技术，必须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持续不断地推动制度创新，不断向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学习，在促进世界发展中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2022年2月4日晚，第24届冬奥会正式开幕。北京冬奥会为世界奉献了一场科技盛宴：智能床铺、智慧餐厅、高速移动摄像机、100%绿电供应、零上高品质动态人工造雪、机器人水下传递火炬、新能源巴士、智慧精准天气预报……
这些“黑科技”并不仅仅是拿出来“炫”一下的，它们实际上预示着未来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型活动带来了应用场景，使这些“黑科技”得以在实际应用中得到检验，可以说，大型活动“催熟”了“黑科技”。
北京冬奥会上的科技创新的精彩纷呈，既预示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进一步走向，也展示出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因为中国人，中国才成为中国。数千年来，中国人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未来15～30年，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文化准备、战略部署，需要强化研发投入、汇聚一流人才、造就一流机构、勇探“无人区”，需要推动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培育一大批创新型跨国公司，需要优化科技创新的空间布局、打造若干世界级创新极、运用最新科技改天换地，引领新的知识文明时代。
1919年2 —3月，《远东时报》《民国日报》先后刊发了一个实业救国的宏伟计划，该计划大致包括6个方面：一是渤海湾建北方大港；二是杭州湾建东方大港；三是广州建南方大港；四是建铁路系统，共91条，约10万英里（1英里≈1.61千米）； 五是发展轻工业；六是开发矿业。
该计划的提出者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认为交通最为重要，强调“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修筑全国铁路，实为中华民国存亡之大问题，推翻此事，不啻推翻立国根本”“拟于10年之内，修筑全国20万里（1里=0.5千米）铁路”。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先生的“交通强国”梦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这么强调交通，尤其是铁路呢？我们可以从地理、经济、制度3个方面寻求答案。
首先，中国地理形制更利于“大一统”。西北高原，东南汪洋，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样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中国出现了东亚最早的农民，很早就形成了对周边其他人类社会的比较优势。尽管古代历史上，中国分裂的时间要长于统一的时间，但总趋势是“大一统”，特别是元、明、清三朝。中国的地理方位兼具大陆和海洋双重特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决定了农业时代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草原；在“海权”时代，错过工业革命注定带来颠覆性后果。
其次，中国未能单独发展出现代经济体系。中国缺少实验科学的基础，技术发明因此几乎停滞。明清时期，没有出现同时期欧洲的笛卡儿、伽利略、培根这样的科学家，而这些人及其实验科学思想，是进入现代科学领域所必需的。古代中国缺少个人主义思想温床，很难演化出私有产权这样的理念和制度体系，像洛克在《政府论》中的精彩论证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现代经济体系所需要的物理技术的发展几近停滞，其他要素如社会技术、现代金融与信用体系、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现代市场体制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失。
最后，“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使得古代中国逐步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具有“破坏性”“颠覆性”，因而，在充满“汲取性制度”的古代世界，科技创新只能作为王侯将相的娱乐或统治工具，而一旦危及统治，必将被抛弃。这自然不局限于古代中国，只不过古代中国的情况更为典型一些。
500年前开始，西欧之所以后来居上，从地缘格局上看，是因为蒸汽动力船等的发明，以及西欧—非洲—美洲大三角贸易的兴盛，使得本来由亚洲（中国、印度、东南亚）主导的世界贸易中心发生转移，而西欧从亚欧大陆西端边缘一跃转变为新的世界贸易中心。美国的崛起，则与汽车、飞机、卫星等密不可分。二战后，美国一边牵欧洲，一边牵东亚，成为新的世界贸易中心。同时，欧美在崛起过程中，都在本土建设了大量新型基础设施，这些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后来世界各国效仿的对象。可以说，走近甚至成为世界中心，一个关键就在于通过新兴技术对本国国土进行开发，使本国基础设施和形态风貌成为未来各国学习的新标杆；同时，还要发展本国两侧的贸易关系，使本国成为货物、服务和知识的汇聚之地。
成为科技强国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
当今世界，要建设科技强国，中国不可能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世界也需要新的图景。零和博弈不可能为大多数人甚至为任何人带来好处，唯有开启新的增量博弈，才能为世界、为人类开辟出一条新的文明之路。
半个多世纪的科技“大停滞”，使得无处流浪的地球亟待新的增量博弈，美国所谓“民主自由”的科技图景可能正逼近极限，世界亟待新的科技图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技创新图景，将使世界摆脱“东亚内卷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带去发展和繁荣的希望。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从工业化迈向后工业化，科技进入“大停滞”时期。50多年来，尽管科技依然在进步，但世界经济发展基本处于漫长的存量博弈阶段。
二战后，作为西方头号强国，美国开始打造所谓“民主自由”的世界体系，并赋予相应的科技图景，那就是，以先进科学技术来保持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绝对领先。
不过，世界需要发展，发展需要中国。
独立自主的政治，规模第一的市场，“世界工厂”级别的制造业，使得只有中国才能够在农业、能源等国民经济命脉基础型行业中为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破除“魔咒”。
今天，中国开启了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新时代、新征程，可谓是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实现着千年的跨越。未来15～30年，将是中华民族创造力大爆发的时段，中国人可能迎来自己的“奇迹之年”，为世界提供引领500年的思想、影响100年的发现、主导一个“康波”（50年左右）的产业，登上科技的珠穆朗玛。
结合权威指标和诺贝尔奖分布等情况，可以说，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瑞典、荷兰、以色列、丹麦、芬兰、新加坡、新西兰等14国具有很强的科技实力。通过对这14国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要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需要达到以下“门槛”：
• 人口规模需在500万以上；
• 人均GDP需在3万美元以上；
• 研发投入强度要超过3%，科技产出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 要拥有足够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科研机构和一流人才，成为全世界优秀青年最希望抵达的国家之一；
• 要拥有世界一流企业和强大的制造技术能力，知识产权贸易要有较大顺差；
• 要拥有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系统、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能为科技创新持续变革提供最适宜的创新型制度供给。
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必然要经历创造力全面爆发的过程。在未来30年迈向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过程中，中国必将涌现一批又一批杰出优秀人才，为人类文明贡献出重要的智慧：
• 建构一套未来500年全世界主流应用的思想和方法体系；
• 形成一种引领和影响一个世纪的史诗级科学发现；
• 创立一个主导未来50年人类社会的根本性产业。
中国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十亿人口国家的智慧的集体爆发，堪称整个人类发展的新阶段，是人类社会迈向新文明关键的一步。展望未来30年乃至整个21世纪，中国将和世界一起实现永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创造出的“500年思想方法”“100年原创发现”“50年主导产业”将惠及全球每一个角落。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即汉代西域精绝国故地）中发掘出一个小小的织锦护臂，为汉代墓葬文物。织锦上下两行均写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震惊了考古界。该文物为国家一级文物，为首批不得出境的文物。尽管类似的说法在《史记》等文献中早有记载，但在出土文物中，还是首次发现。不管这几个字是否预测了千年后的国运，都值得铭记。有人推算，下一次“五星出东方”的天文现象将在2040年出现。那时的中国，必将是一派气度恢弘、前景灿烂的形势。
五星出东方，
江河万古流。
踔厉辟伟业，
经世济苍生。
中国梦，世界梦，人类梦，必将圆梦。
12 000年来，地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未远去
1644年的冬天格外冷
比海洋和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思想
250万年来“有限的”与“无限的”游戏
2010年11月19日，6名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一艘4吨重的仿古木制船在福建马尾港登岸。其中一个名叫易立亚的人是这项活动的发起者，他相信南岛语族的祖先来自中国。这次航行，是为了印证四五千年前，祖先仅靠当时有限的航海技术，以捕鱼为生，以日月星辰、鸟路等为航路参照，就能够渡过万顷碧波，跨越3万里的海洋，来到太平洋深处的小岛繁衍生息。他们花了4个月时间，途经10个国家或地区，最终安全抵达福建。易立亚等人的情况说明了远古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探索远超出今人的想象。
不仅仅是波利尼西亚，实际上，从印度洋中的马达加斯加岛到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在整个南岛语系所覆盖的广袤海疆生活的人们，其祖先不少都可能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之一，包括959种语言。南岛语族先民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离开台湾岛，逐步向太平洋深处扩散，直到公元1300年，南岛语族扩散到遥远的查塔姆群岛，至此，太平洋上几乎所有的宜居岛屿都有人繁衍生息。
在南岛语族扩散到查塔姆群岛后的一个多世纪，欧洲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再一次极大地改变了这里的状况。欧洲人抵达的不仅仅是太平洋上的岛屿。打开世界地图，从波利尼西亚向东，可以看到一块连接北极与南极的巨大陆地——美洲大陆。那里，才是欧洲人的“福地”。欧洲人是在15世纪末“发现”美洲大陆的。
15世纪，中国是明朝时期。1492年10月，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到达了美洲，但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块“新大陆”，他一直以为他抵达的是东方的印度。哥伦布的抵达，彻底改变了美洲人的命运。那时，整个美洲生活着数千万名印第安人。据估计，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后的一两个世纪内，印第安人减少了95%！除去野蛮的杀戮，由欧洲人带到美洲大陆的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也是印第安人减少的重要原因。不过，疟疾、黄热病以及其他热带传染病，也成为欧洲人征服太平洋岛屿的最大障碍。
为什么不是美洲的印第安人或者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去占领欧洲，而是欧洲人绕行万里占领美洲和太平洋岛屿呢？一直以来，很多人从不同视角做出了不同解读。其中，在排除人种和文化等因素之后，初始的地理环境被公认为首要的影响因素。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上，即粮食生产。唯有足够的粮食，才能使得人群不断壮大。光靠采集和狩猎，无法支撑更多人口繁衍生息。12 000年前的农业革命成为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哪些地区率先获得粮食生产上的优势，就可能在后续的发展中“步步领先”。这是因为，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专业化分工，发展出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系统，形成相对于其他人群的比较优势。这一亘古不变的铁律昭示了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前，要想实现更长远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和供给受到外部力量的牵制，这个民族和国家也是绝不可能实现自立自强的。
要进行粮食生产，就需要合适的地理环境。在全球不同地区中，地中海气候是最适宜驯化动植物的。位于亚洲西部的新月沃地（见图1-1）因极佳的地理环境，成为人类社会驯化粮食作物和牲畜的主要地区之一。
新月沃地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温暖湿润，夏季炎热干燥，植物必须在一年内完成繁衍。同时，与其他大陆的地中海气候带相比，新月沃地不仅地理空间大，而且气候变化更快。这使得自花授粉的植物种类相对更多一些，也意味着早期人类不需要掌握复杂的授粉技术就能得到所需要的备选粮食品种。同时，新月沃地也是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集聚地。
除去新月沃地，几乎处于同一纬度、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也是诸多动植物最早被驯化的地方之一。
世界上被驯化的14种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中，有13种在亚欧大陆。世界上对人类最有价值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大约有56种，其中有大概32种出现在新月沃地。被驯化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又形成了互励机制，人们把多余的粮食用于饲养牲畜，牲畜则帮助人们进行耕耘，牲畜的粪便又成为粮食作物的肥料。
今天人们吃的主食，如稻米、小麦等，以及各种豆类，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用来耕田的牛，拉车的驴、骡，用于运输和战争的马，等等，绝大多数都源自亚欧大陆。这并非偶然，主要是和亚欧大陆的“轴向”有关。亚欧大陆主要是东西走向，这意味着很多地理空间处于同一纬度。非洲、美洲则主要是南北走向，这意味着它们跨越的纬度非常广。
图1-1 今日新月沃地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来源：李万，2017年12月5日拍摄于以色列特拉维夫
对于东西走向的大陆，它的两端哪怕再遥远，因为处于同一纬度，四季变化、昼夜长短都基本相同。很多情况下，粮食和牲畜可以方便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相比较而言，南北走向的非洲和美洲则很难将植物或动物从较低纬度地区迁移到较高纬度地区。因此，与欧亚大陆相比，美洲的早期文明发展相对落后。
即便同在亚欧大陆，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情况。最为典型的是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对比。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但在最近的500年中，中国则明显落后于西欧。
西欧地形相对破碎，降雨相对充足，因而发展出地方自治的政治体制。中国从华北平原到珠江三角洲有着大量平原，西部、北部有高原、沙漠、戈壁，一定程度上阻隔外来入侵，更适合统一。为利用降雨，在（长）江（黄）河之间，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灌溉系统。与小麦相比，稻谷更容易脱壳，因而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小麦籽粒表面存在一条纵向的腹沟，导致难以加工，于是以面粉为主食的欧洲人不得不发明出很多机械来对小麦籽粒进行加工。在漫长的岁月里，西欧逐渐累积了水力动力和机械加工的技艺，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埋下了伏笔。
不同大陆的不同地理环境决定了12 000年来各大陆上的人类的命运。尽管地理环境的影响如此巨大和深远，但把今日人类社会的地缘格局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也是过于简化和失之偏颇的。例如，曾经的“世界技术中心”——新月沃地并没有一直领先于亚欧其他地区，今天那里依然不太平；曾经落后的北美洲，如今却是影响全球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产生的种种影响，尽管重要，但绝非必然，一如环境对生物的“选择”、生物对环境的改造一样，人类也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
地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16—17世纪出现了转折点，那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拥有了突破地理限制、更好地利用地理环境的能力。也正是从那时起，地球上不同地点的人们的命运被极大地改写了。
1628年，明朝崇祯元年，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发现，大概从前些年开始，气候变得异常寒冷。在16—19世纪，根据历史上有关长江流域河湖结冰的记载，最冷时期是在17世纪。明朝末年（1600 —1644年），华中地区寒冷干燥，在40多年内曾出现两次“八年大旱”，导致民不聊生、遍地烽火。1644年，在内忧外患中，明王朝轰然倒下。
17世纪中叶，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荷兰捕鲸人发现，在他们前往北极的航路上，即便是在仲夏时节，冰层依然覆盖在海面上，而在几十年前，冰层往往从暮春时节就开始逐渐消退。冷事件的影响是显著的。寒冷带来的饥荒袭击了西欧、北欧大部。1692—1694年，法国约有280万人饿死，约占总人口的15%。1695年，饥荒使爱沙尼亚丧失了多达1/5的人口。1696年，芬兰饥荒导致1/4～1/3的人口死亡。1695—1698年，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有多达20%的居民饿死。
1939年，冰川地质学家马蒂斯将1300—1837年称为“小冰河期”（也有人认为是1250—1900年或1350—1850年），气温总体上从15世纪开始明显下降，到17世纪达到最低点。竺可桢首先证明了16—19世纪，我国也出现了寒冷气候。
17世纪的寒潮成为明朝覆灭的重要推手，但对欧洲人来说，结果却并不一样。
小冰河期给欧洲西北部带来了强风暴，这导致堤坝被冲垮、良田和房屋被毁坏、数千人溺亡。然而，荷兰人并没有因此气馁，相反，他们利用盛行风变化，缩短商贸航程；针对风暴引发的城市火灾频发情况，开发并销售新型灭火设备；他们还发明了冰鞋、改良了破冰船……16—17世纪，是荷兰的繁盛时期。可见，如果应对得当，气候变化也可以为人所用。
一样的寒冷，不同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下面的一系列事件有关。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出版。
1593年，伽利略制作温度计。
1604年，开普勒超新星被发现。
1609年，伽利略制造望远镜并用于天文观测。
1620年，“五月花”号到达美洲。
1636年，哈佛大学建立。
1642年，伽利略去世。
1643年，牛顿诞生。
1656年，惠更斯发明摆钟。
1666年，“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奇迹之年”，牛顿发明微积分、创建光的色散理论。
1675年，格林尼治天文台建立。
1676年，列文虎克发现细菌。
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
…………
这一系列事件组合起来有一个称谓，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之所以在欧洲兴起，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
思想解放、文化兴盛，宽松的社会氛围激发了人们探求未知的兴趣。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率先在意大利展开。人文主义兴起，强调人的尊严和个性，赋权于个体，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良好效果。之后，法国的启蒙运动兴起，德国的古典哲学产生，美国的民族精神形成，它们既是这些国家各自历史上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世界近现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艺术创作也蓬勃发展起来，雕塑、绘画、音乐、建筑等兴盛不衰。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犹如“并蒂莲”同时盛开。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重视每一个人，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个体成功的机会，是启动科学革命的根本前提。
传播知识、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印刷革命为人们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提供了极大便利。德国人约翰·谷登堡发明了铸字和油墨技术，结合中国传入的造纸术等，欧洲开启了“印刷革命”。1454—1500年，已有2000万本书被印刷出来。在1500—1800年的300年间，西欧国家成人识字率大幅提高，如英国从6%到53%，荷兰从10%到68%，比利时从10%到49%，德意志诸邦从6%到35%，法国从6%到21%，意大利从9%到22%，西班牙从9%到20%。1644年，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他还著有《为英国人民声辩》和《再为英国人民声辩》。开启民智、赋能于民，是科学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智力基础。
开发技术、注重实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为有志于科学事业的人提供了根本遵循。科学的兴盛发展，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来自东方的知识和技术，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优化。1609年，伽利略制作了一架可放大20倍的望远镜。借助这种被后世称为“伽利略望远镜”的设备，他看到了木星的4颗卫星，这对“日心说”的提出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伽利略是第一个将实验引入力学的科学家，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自由落体实验等。荷兰人列文虎克曾是磨制眼镜片的学徒，没怎么上过学，但他设计出的显微镜的放大效果是胡克显微镜的10倍，他因此成为第一个看到细菌的人。他一生制作出了超过500块镜片，至今依然无人知晓他是如何做到的。1680年，在缺席的情况下，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笛卡儿认为科学是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实践检验、再提出新问题的循环中不断前行发展的。
现代科学与之前的知识体系有3个显著不同之处：承认自己无知、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能够获得新的能力。一切以实验、实践为准绳，确保知识和思想创造的自主性，既允许自由探索又有规范可依，是科学革命展开的关键思想方法基础。
在科学革命的前后，欧洲出现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人经由海洋向世界各地进发，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科学革命给予了重要支持。磁针罗盘最早于13世纪在欧洲出现。到了15世纪，用于航海的罗盘已经相当普及。图1-2所示为意大利早期航海用具。欧洲有关火药的最早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1247年。之后，火炮、火绳枪等都陆续被发明出来。马克思指出，中国古代发明的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传入欧洲后，经持续改进，成为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的重要工具。1430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中国人逐渐失去对海洋的兴趣。也正是从15世纪开始，先是葡萄牙，然后是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1419年，葡萄牙占领被称为“大西洋明珠”的马德拉群岛。1487年，迪亚士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15世纪末，亚美利哥敏锐地意识到哥伦布到达的是一个“新大陆”，美洲因他而得名。1519—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实现了环球航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地球的确是一个圆球，并纠正了之前估算的地球周长。
图1-2 意大利早期航海用具：航海时计和六分仪
来源：李万，2015年9月15日拍摄于意大利
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为欧洲列强带来了远超自身领土面积的殖民地。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使欧洲列强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度过了工业革命初期最艰难的时光。到1830年，英国的前北美殖民地（即美国）出产了大量棉花、糖和木材，如果要在英国本土达到这个产量，其本土面积需要增加一倍。这种情况被一些史学家称为“鬼田”。
1492年，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欧洲人主要居住在亚欧大陆西端。那时，欧洲人统治的面积只占全球的9%。进入19世纪（1801年），欧洲人统治了全球1/3的面积。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统治和占据了地球2/3的面积。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球85%的陆地、70%的人口处在欧洲人的统治之下。在短短的四五百年间，欧洲人就攀爬到了世界财富“金字塔”的顶端。
海外殖民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入，使得欧洲列强能够安心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协作中分化出专事科学研究的职业——科学家，并使其达到足够的规模，从而支撑科学革命深入展开。为了能从世界各地观察可能在1761年和1769年出现的金星凌日现象，从而计算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1761年，欧洲派出科学家前往西伯利亚、北美、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进行观察。1768年，英国皇家学会向西南太平洋派出了一支由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等组成的科考队，船长是库克——海军军官、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此次航行在科学方面的收获巨大；不过，很显然，这次航行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住民来说是灾难性的。
另一方面，因航海和统治海外殖民地而产生的巨大需求，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带来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1707年，一支舰队在从地中海返回英国的途中遇到了连续12天的大雾，最后在锡利群岛触礁沉没，1600多人丧生。为此，英国成立了“经度委员会”。作为第一个资助科研的官方机构，它存续了100多年，累计支出科研经费高达10万英镑。在经度委员会的激励与支持下，1761年出现的第四代航海钟，航行半年误差只有2分钟。
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又与欧洲人的海洋文化密切相关，也有赖于航海技术的进步；而它又为科学革命深入展开注入了强大的精神与物质动力。
创设新制、组织支持，对科研活动友好的制度框架逐步被建立起来。之所以将1543年及之后的一系列事件称为“科学革命”，不仅是因为人们的创造性劳动开始有了系统性总结和规范性描述，更是因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使得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新创业活动都得到了制度性激励和保障，具有了能够突破本地化、进行全球化传播、扩散和应用的可能，进而引致更大范围、更多人口的发明创造。在科学革命之前，知识、技能和思想局限于本地、本行业甚至是某一家族，这不利于知识的大规模生产与应用，更无法引发一场革命。
这就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体制化进程的开始。
早在1088年，意大利就出现了西方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之后，今天意义上的大学在西欧逐步建立起来，如巴黎大学、帕多瓦大学、牛津大学（见图1-3）等。
156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创建了“自然秘密研究会”，这是西方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组织。1657年，伽利略的两个学生托里拆利和维维亚尼在美第奇兄弟的支持下，成立了齐曼托（Cimento，“实验”一词的意大利文）学院。17世纪早期，英国一些科学家建立了“无形学院”。17世纪60年代，经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允许，以促进自然知识传播为宗旨的皇家学会成立了。1665年，学会机关刊物《皇家学会哲学学报》开始出版。1666年，巴黎科学院成立。1700年，在莱布尼茨的筹划下，柏林科学院成立。
图1-3 牛津大学的“叹息桥”
来源：李万，2013年4月2日拍摄于英国牛津大学
此外，被誉为“发明的发明”的专利制度，在经过了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实践探索、理论建构之后，逐步被确立起来。这样，一个可以广泛连接地理范围内有志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共同体被建立起来，知识和思想的“确权”激励着人们在第一时间分享他们的创意和想法，使得新知不断涌现。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先后出现了较为公认的五大科学中心——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尊重个人创造、支持组织结社、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思想交锋，进而集聚培育出高质量的科学家群体，是科学革命兴起展开的最为重要的人才因素。
17世纪的中国完成了又一次的王朝更替。而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则步入了现代社会。100年后，科学技术成果逐渐累积，并转化为高效的生产力，爆发出巨大威力，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由此开启。
今天，人们惋惜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不得不接受苦难的近代历史，为此，还专门造了一个词——“明朝陷阱”——明朝初期的海洋力量世界第一，然而，明王朝因为各种原因自我约束，对海洋失去了兴趣。1644年，清承明制，直到1840年被枪炮惊醒。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两大帝国在西太平洋的碰撞，标志着人对地理范围的极大突破，改写了人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塑造出现代地缘政治格局，世界不同地区、民族的命运也随之被改写。
近代欧洲人之所以能够驾驶舰船绕行万里、伏波斩浪，抵达遥远的陆地，并对那里居住的、数千上万年前抵达的同源人类的后裔进行“降维打击”，根本原因在于科学革命之后，欧洲人开启了工业革命，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制造体系。
工业的登场，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
简单来说，所谓工业是一类涉及利用能量能源将物质材料加工改造成为人们能够使用的物品的一系列技术过程的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因此，能量和能源、物质和材料、信息和管理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古代手工业相比，现代工业有如下特点。
首先，能源是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如果从能源形式来看，200多万年的人类历史只经历了草木能源时代和化石能源时代这两个阶段。实际上，文明程度与能源的利用方式和水平密切相关。在工业革命早期，利用水力和风力是非常重要的，但使用蒸汽机则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只有化石矿物能源才能带来大规模的生产量和交易量。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00年，英国消耗的煤炭总量约达1500万吨，约占欧洲煤炭消耗总量的85%。
其次，机器加工是核心特征。工业有时也可以称为机器大生产，其机器加工的特征显著区别于古代手工业使用手工工具进行加工的特征。机器加工意味着：一是要使用化石能源动力来驱动；二是要实现零部件的可互换，即标准化；三是要统一组织协调与管理蒸汽机数量。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到1800年，英国使用的蒸汽机已经达到2500台，而当时排名第二的比利时只有100台左右。
最后，现代管理手段是重要保障。“现代”是与传统相对应的。实际上，工业革命早期，“现代”具有的进步意义远没有其字面所显示的那样显著——大量童工的使用、恶劣的劳动环境，以及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劳动场所等，都使得工人遭受着身心压迫和剥削。当然，这里的现代管理包括精准的时间管理、复杂的财会制度、科学的劳动管理（如泰勒制）等。
工业或者说制造业的出现与发展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财富来源，并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性影响，这是继农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如果从早期的蒸汽机开始计算，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期。
1705年，纽科门蒸汽机开始实际应用。
1764年，珍妮纺纱机问世。
1769年，哈里森制成精确航海钟。
1775年，卡明改进抽水马桶,威尔金森发明镗床。
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斯密的《国富论》出版。
1779年，克朗普顿发明骡机。
1782年，瓦特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并应用。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华。
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蒸汽动力织布机。
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
1799年，伏特制成第一个电池“伏特电堆”。
1807年，富尔顿建造并测试第一艘蒸汽船。
1814年，斯蒂芬森发明蒸汽机车。
1821年，法拉第发明电动机。
1834年，珀金斯发明以乙醚为工质的制冷机。
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召开。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美国钻出石油。
1863年，伦敦地铁开始运行。
1866年，跨大西洋电报电缆铺设完成，诺贝尔发明炸药，西门子发明自励式直流发电机。
1869年，门捷列夫制定元素周期表，米歇尔首次分离出DNA。
1876年，贝尔申请电话专利，奥托制造内燃机。
1884年，本初子午线确定，马克沁发明的机枪获得专利。
1888年，特斯拉发明一种交流电动机，促进了交流电的普及。
1889年，奥的斯公司安装第一部电梯。
1899年，扶梯问世。
1903年，飞机问世。
…………
工业或制造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农业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它的规模效应——制造第1个产品的成本可能很高，但制造第100万个产品的成本会很低。当然，这也给想要发展工业或制造业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扰，那就是，在初期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去启动这样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辉煌成就，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优秀案例。
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率先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不是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有非常多的研究。综合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科学革命。前已述及，科学革命带来了一系列良好结果。一般而言，针对现实问题和需求，科学给出的解决方式是这样的：
• 分解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
• 观察自然状态下解决问题的途径；
• 进行实验，找出问题被解决的关键；
• 分析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方案带来的影响；
• 消除不利影响，优化方案，形成或制造出相应的产品。
这样，重复出现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同质或类似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涵盖了还原论、因果论以及科学实验、理论推导等。这就是科学革命给出的范式，结合工业革命带来的规模效应，生产力水平空前提升了。
250多年来，这种范式无往而不胜，在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制药等领域，莫不如此。以制药为例，其过程如下：
• 通过观察、诊断等，找出致病的原因；
• 找到能够治病的原始药物；
• 分析其中的有效成分；
• 搞清楚该有效成分的作用机理及潜在的副作用；
• 制造出副作用小、疗效足够好的药物。
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如此。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等人从古代记载中获得灵感，通过实验证明了青蒿对治疗疟疾有效。经过提纯，屠呦呦等人找到发挥作用的青蒿素，明确其作用机理，并在明确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后对其进行改造优化，形成抗击疟疾的配方。
科学，就是这样不断造福于人的。
重商主义。英国政府的重商主义与中国明清的重农轻商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保护本国薄弱的农业和制造业，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进出口及技工人才流出进行了限制。《谷物法》到1846年、《航海法》到1849年才被废止，1843年英国才完全解除对机械出口和技术工人输出的限令。英国还有着高税收的特点，英国的税收被用来提供和改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而对于对外贸易，英国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通常带有胁迫色彩，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财富。如果只依靠其国内贸易和正常的外贸，英国是入不敷出的。
能源变革。工业需要化石能源的助力，其中煤炭非常重要。英国拥有当时已探明的储量最多、最易开发的优质煤矿。因为气候寒冷和城市发展需要，煤炭成为刚需产品，而为了采挖煤炭，蒸汽机的应用不可避免。1870年，全英国的蒸汽机动力约为400万马力（1马力=735.499瓦），相当于4000万名成年男子所能产生的力，当时英国只有3100万人口；而4000万人一年需要3.2亿蒲式耳（1蒲式耳=27.216千克）小麦，相当于当时全英粮食年产量的3倍还多；为获取这些动力，英国燃烧了1亿吨煤，产生了800万亿大卡（1大卡≈4.1868千焦）热量，这些足以供养8.5亿名成年男子。可以说，能源变革极大地减轻了人对人的奴役，缓解了国内矛盾，从而使民族、国家跳出“治乱循环”成为可能。
“工业启蒙”与“勤勉革命”。所谓“工业启蒙”，是将“启蒙运动”的叙事方式用于描述工业革命前后的一系列社会思想变迁。“工业启蒙”实际上是将人们对科学、对教育、对消费等的态度，在社会文化层面建构出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文化样式，进而引发新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
工业革命前夕，大量海外产品涌入，在伦敦、巴黎等城市，消费主义盛行，人们为了增加收入以消费更多产品和服务而努力工作，这被称为“勤勉革命”——当时的人们为了购买新兴消费品，开始不断劳作以增加收入，并且往往是通过学习各种知识来增长见识和提升能力。久而久之，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实际上，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出现过这一现象。200多年前的英国人，100多年前的美国人，以及当下的中国人，都经历了拼命学习各种知识以获取更多职业技能进而获得更多收入以供新兴消费的社会文化过程。
城市化。对于工业革命前夕是否存在着一次农业革命，抑或工业革命是否带动了一次农业革命，存在争议，但很明显的是，农业人口被释放了出来，并被吸引到城市中去。从1520年到1700年，伦敦人口从5.5万增加到50万，增长了近10倍，到19世纪初，伦敦人口接近100万。1820年，英国已经有25%的人居住在城市里，而当时中国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不到4%。在西北欧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据记载，像白面包、肉食、奶制品和啤酒这些价格不菲而且加工极为精细的食物都是他们餐桌上常见的，这足以表明他们的伙食很好。相比之下，欧洲其他地区和中国的工人、农民的日常饮食基本属于“准素食”。16世纪到17世纪末，因为美洲地区白银输入造成了通货膨胀，西北欧地区工人的工资持续上涨。到18世纪，伦敦工人的工资水平居全球第一，远高于他们在中国城市里的同行。城市人口集聚产生了巨大的能源需求，同时，较高的工资水平、较低的能源价格，使得人们千方百计进行发明创造，寻求替代人工的方法，装备制造由此广受重视。在资金投入方面，欧洲在14—15世纪就出现了利率下降，在中国则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在城市式的国家中，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城市之间需要竞争，才能得到足够的劳动力和人才。
如果以18世纪70—80年代（1776年左右）蒸汽机开始商业化为起点，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展开，到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最早的工业体系。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地理上带来的结果，就是极大地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海权论”与“陆权论”的争执由此产生，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18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1610年，荷兰驻威尼斯公使曾说：“我们充满着对统治海洋的热望，因为海洋与国家的商业利益、实力和安全具有密切的关系。”1890—1905年，马汉相继完成了“海权论三部曲”。“海权论”提出的背景为1890—1900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第一制造大国，而美国经过在陆地上的扩张，已经成为“两洋大国”，拥有巨大的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需要将这种能力用在向全球扩张上，形成大规模海外贸易，从而攫取巨额财富。马汉认为，海洋不再是阻隔和屏障，而是美国产品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为此，美国需要强大的海军以控制海洋。之后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马汉“海权论”的前瞻性。
“海权论”兴起的重要背景是蒸汽舰船以及内燃机舰船的广泛应用。1809—1819年，美国蒸汽船建造的总吨位从1000上升到17 000，1830年上升为64 000，1840年则达到202 000之巨。
与“海权论”对应的是“陆权论”。1904年2月25日晚，刚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一篇题为《历史上的地理枢纽》的论文。其核心思想是，因铁路的发展，广袤的亚欧大陆将被连接起来，这将对海权产生挑战。麦金德提出了“世界岛”的概念，并指出西起伏尔加河，东至长江，南抵喜马拉雅山脉，北到北极的广袤地区，是“世界岛”的腹心地带——“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腹心地带；谁统治了腹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
“海权论”与现代舰船技术相关联，“陆权论”则与铁路和公路以及火车、汽车等密切相关。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率先发明并大规模使用火车，到19世纪末，在其本土已经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铁路。1869年，美国太平洋铁路贯通。这条浸满华工血汗泪的铁路被称为“七大工业奇迹”之一。
麦金德指出了“世界岛”的重要作用，但他更指出了现代舰船发展以及利用海洋的重要结果——终结“世界岛”中心游牧民族的优势。从实质上看，“陆权论”和“海权论”其实是相通的。
海权与陆权思想的提出与发展，将“人与人”和“人与地”的关系进一步具象到地理与科技的关系上——为利用和突破地理而衍生出的巨大需求牵引着科技创新，科技则赋予地理以新的内涵和意义。
在现代航海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重心就在“世界岛”，新月沃地、西欧和中国是典型代表。随着海洋被开发，亚欧大陆西端不再是世界的边缘，而一跃成为世界的新中心，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像美国这样的“两洋国家”，远离“世界岛”，以离岸平衡的手法兼顾发展和安全。因此，要想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就必须发展出全新的科技手段。
美国以科技立国，是人类历史上以科技改变地理格局的一个经典案例。
从现代地缘政治眼光看，美国地处两洋之间，具有极为优良的战略优势。北美为广阔平原，南美则有巴西高原，地形相对破碎。这造就了美国的陆上邻国只有2个，而巴西的陆上邻国有10个之多。
北方加拿大的面积虽大，但人口至今不过4000余万，历史上加拿大人虽攻入过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过，今天北美的防务均由美国承担。南边墨西哥的人口虽约1.3亿，但其国土面积小很多。美国建国近250年来，除去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外，本土几乎没有遭受过战乱。
从科技角度看，美国的崛起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直接结果，也说明航海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利用源自欧洲的一系列科技成果，美国对广袤的北美大陆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造，并有了更多发明，典型的如飞机等。利用现代航海和航空技术，美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为世界强国。
2019年，美国批准成立“天军”，“制天权”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高地。也是从2019年开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开始发射“星链”卫星，总计划将发射4.2万颗卫星。外太空正在成为人们争夺的新的地理边疆，航天技术必将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新的颠覆式影响。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有了较为完善的领土、领海、领空的概念、理论和制度体系，人类社会就在这样的三维空间中不断延展。
二战以后，火箭、载人航天器的发明，以及月球及深空探测等的开展，使人们对宇宙有了更加科学的认知——地球是一个行星，宇宙中有很多行星，类地行星也有不少，也许，人类并不孤独。人与地理的关系从“人与地”“人与海”正进一步延伸到天空、外太空，甚至是宇宙的尽头。
1862年，法国作家雨果在其著作《悲惨世界》中写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这句名言道尽了居住在陆地上的人类与周遭环境的联系的本质，更道出了人与自己、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人突破地理限制的关键在于要突破自身、思想和意识。今天，随着脑科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的迅猛发展，人与地理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时代，这在本质上也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命运与共。
今天，地球上约80亿人在生物学上都被称为“智人”。旧石器时代以来，智人的故事大概是下面这样的，如图1-4所示。
约7万年前，第一次认知革命开始，语言产生。智人拥有了地球上最强大的“算法”和“通信系统”。他们翻越崇山峻岭，到达亚欧大陆两端。他们渡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他们用简陋的渡海工具，去往大洋深处的岛屿和大洲，在各地创造了不朽的“神话”。在这一阶段，智人主要是认识和适应地理。
约1.2万年前，第一次产业革命（农业革命）开始。5000～6000年前，文字出现；2300～2600年前，第一次“轴心时代”开启。在这一阶段，开始种植、养殖的智人主要是利用地理。
约500年前，科学革命开始。其中，约500年前，智人进行第一次环球航行，全球化开始；约250年前，第二次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开始；化石能源时代开启，煤炭与蒸汽机应用，第一次能源变革开始；160多年前，石油与内燃机应用，第二次能源变革开始；约70年前，服务业兴起，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6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太空时代开启；“人与地”延展为“人与海”，进一步到“人与天”。这时，智人能够突破地理限制、赋予地理新的意义。
1996年，随着“知识经济”的提出，新的认知革命拉开帷幕。未来，随着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脑-脑直接交流，可能开始第二次认知革命；创意和体验产业勃兴，可以被看作第四次产业革命；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新兴技术兴盛，可谓第三次能源变革；天下大同，可能开启第二次“轴心时代”；智人第一次抵达另一颗行星，成为跨星际物种……也许，未来智人（也可能是“新智人”“技术人”）能够改变地理、创造地理。
图1-4 从认知革命到新的认知革命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资料梳理 制图：邹芸
百万年来，随着智人迁徙至地球各大洲，各地一直上演着替代与被替代的悲喜故事。智人是顶级“杀手”，每到一处，往往会导致那里的绝大多数物种消失。智人之间的竞合促进着文明发展。在全球智慧演化的宏大进程中，我们可以周期性地看到这些情形，如图1-5所示：
• 智人在某一地理集中点上（“中心时代”）；
• 被赋能的智人走向世界各地（“滴涓时代”）；
• 各地智人各自发展出新的知识体系（“轴心时代”）；
• 各文明相互碰撞后，形成新的知识中心（新“中心时代”）；
• 中心-外围互动（新“滴涓时代”）；
• 新“轴心时代”；
…………
如此往复，生生不息。
图1-5 周期性的人类时代变迁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资料梳理 制图：邹芸
在最近一次“大分流”后，世界形成今天这样的格局。几十年来，如果除去中国和印度，南北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今天财富分布的不均，可能是250万年来智人历史上最严重的。新的革命号角已经吹响，智人的游戏规则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世界何向？智人何往？
也许，来自东方的智慧——以最宽广的心灵融合各方——会为智人的发展提供一个“新视界”，创造一个命运与共、共同富裕的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