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报告（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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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报告（2025）

ISBN：978-7-115-68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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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 工信装备工程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龚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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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随着全球“双碳”目标深入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绿色转型的核心领域，既迎来技术革新与市场扩张机遇，也面临碳足迹管理趋严、供应链重构等挑战，ESG已成为衡量产业可持续性的关键标尺。在此背景下，本书以六章内容构建2025年度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报告：“第一章 总概篇”梳理ESG的发展历程及实践价值，剖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阐述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态势；“第二章 实践篇”详解新能源汽车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情况，并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的MSCI评级和万得评级表现；“第三章 评价篇”介绍汽车品牌可持续性评价方法，并将其与国内外主流ESG评价方法进行比较；“第四章 投资篇”构建ESG投资的理论框架，聚焦新能源汽车赛道的ESG投资实践；“第五章 案例篇”以赛力斯和昌辉汽车为例，展示其可持续发展实践，并总结经验启示；“第六章 展望篇”前瞻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趋势，并从多个层面提出发展建议。

本书适合新能源汽车产业从业者、投资与金融从业者、政策制定与监管人员、科研与教育工作者、环保工作者等人群阅读。

编 委 会

顾    问　　付于武　柳学信　吴　锋　李邵华　李开国　吴志新

       白　华　高宇宁

编 委 主 任 李方正

编 委 副 主 任 黎　妍　王东升

编    委 李国俊　赵世佳　彭海丽　王凤丽　张国振　安婷婷

       洪　洋　白跑跑　丁彦辞　潘银斌　张有洪　王正中

       甘　雨　李　博　杨　靖　黄丽珍　张恒志　刘　倩

       孙忠娟　赵　珊　郭　静　石　红　于晓舟　张永康

       毛　毛　吴胜男　杨　璐　张儒雅

联合撰稿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

       工信装备工程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品牌评价与促进中心（重庆两江新区）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清华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

       北京绿色交易所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

       中汽碳（北京）数字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昌辉汽车电器（黄山）股份公司

       瑞立集团有限公司

序  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全球汽车工业历经了百年的积累与沉淀，正在电气化、智能化和可持续化的浪潮中迎来前所未有的重构。与此同时，气候变化、资源约束、社会公平等全球性议题也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然超越交通技术变革范畴，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实现低碳未来的关键力量。它承载的，已远不止出行的革新，更是文明迈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可能。

然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变革与发展伴随着更为复杂的挑战——不仅需要实现车辆使用阶段的绿色低碳乃至“零排放”，更需要重视车辆全生命周期中的碳足迹和社会影响；不仅需要考量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企业等制造端以及使用者等各方的利益及诉求，更需要关注车辆发展对公众利益、地球环境以及人类长远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电池原料是否源自负责任的矿产？供应链是否具备应有的透明度与公平性？制造过程是否实现了能源的清洁低碳化？车辆使用环节是否会对乘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产生不良影响？诸如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新能源汽车能否成为未来可持续的交通工具。因此，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逐步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议题。

纵观全球，政策、资本与市场正在形成合力，推动ESG从理念走向实践。欧盟通过《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EU Battery Regulation，常称《新电池法》）明确对碳足迹、回收利用和尽职调查提出强制性要求，构建全球电池市场的绿色门槛；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nf lation Reduction Act，常称IRA）则以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供应链本土化和关键矿物溯源，体现出以产业政策引导可持续转型的深层意图；我国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亦加速构建覆盖能源消耗、碳排放、循环经济等多维度的绿色制造体系。这些政策，不仅重塑着市场竞争的规则和条件，也重新定义着企业的责任与边界。

在资本市场，ESG因素日益成为评估企业长期价值的重要依据。投资者不再局限于财务数据分析，而是更加关注企业在气候变化、资源管理、员工权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表现与风险。良好的ESG评级意味着更稳定的资产回报、更低的融资成本和更强的发展韧性。反之，ESG领域的重大缺陷可能导致品牌声誉受损、市场信任瓦解，甚至市值急剧下跌。可以说，可持续性已成为企业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企业在未来竞争中保持领先的关键软实力。

与此同时，消费者和客户的意识也在迅速觉醒。终端用户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品牌，关心产品背后的环境问题和社会故事；大型整车企业和国际品牌也对供应商提出日益严格的ESG绩效要求，供应链的透明与合规已成为获取订单的必要前提。在这一趋势下，ESG表现不再只是企业的道德宣言，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准入凭证和品牌差异化竞争优势。

聚焦至产业层面，新能源汽车领域的ESG实践仍处于深化与攻坚阶段。在环境方面，可持续性要求正从行驶阶段的零排放扩展至全生命周期的碳减排——包括绿色工厂的打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供应链协同降碳，以及动力电池的低碳设计、梯次利用与闭环回收。在社会维度，保障供应链中的人权与劳工权益、确保产品安全与数据隐私、促进员工发展与社区共融，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内涵。而在治理层面，将ESG纳入董事会战略决策、建立科学的目标与管理体系、完善信息披露并接受外界监督，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在市场规模、市场渗透率、产业体系和创新活力等方面取得较大优势。在未来的全球ESG生态中，我国不仅应成为技术标准和商业模式的输出者，更应在可持续性治理方面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这要求整个行业携手共进：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应对汽车绿色低碳发展的挑战，通过合作构建负责任的可持续供应链生态，通过与国际标准对接互认提升话语权，还要通过更坦诚和规范的ESG披露传递行业共识与信心。

本书旨在系统梳理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方面的进程、挑战与前景，尝试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决策者、研究者与关注者提供一份全面的参考。希望本书能激发思考、凝聚共识、推动行动，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未来已来，唯视野远阔、肩负责任方能引领未来。以ESG作导航、促实践，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将重塑绿色交通和出行生态，更将为人类与地球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贡献重要而长远的力量。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2025年12月

前  言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经济绿色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驱动力。近年来，随着各国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转型，新能源汽车凭借其显著的低碳属性，成为推动交通领域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载体与关键支撑。

从产业发展态势来看，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高速增长与质量提升并行的阶段：销量规模持续突破，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高达1823.6万辆，市场渗透率（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所有类型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跃升至18.76%，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更是突破40%，产业发展逐步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技术创新进入爆发期，动力电池向“超长续航+极限快充”突破，800 V及以上高压超充平台成为车企标配，辅助驾驶技术从L2+级向L3/L4级快速落地；产品迭代节奏显著加快，智能化配置成为差异化竞争的核心；产业链韧性与完整性持续提升，上游关键矿物的多元化供应体系逐步成型，中游的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加速，下游的充电基础设施与电池回收网络不断完善；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生产、应用、回收的全价值链可控体系，产业整体活力与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既夯实了规模基础，又不断丰富技术积淀，但要实现从快速扩张到长远稳健发展的跨越，需将行业生态与企业个体的可持续发展纳入核心考量，以支撑产业持续向好。ESG理念作为行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引，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与实践。将ESG理念深度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仅能帮助企业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优化运营效率，更能增强其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拓宽融资渠道，最终实现企业长期价值的稳步增长。

在此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ESG发展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编写《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报告（2025）》这本书的初衷。本书以系统性、实操性、前瞻性为核心原则，构建了包含总概篇、实践篇、评价篇、投资篇、案例篇和展望篇共六章的完整体系，紧扣产业需求与热点，力求为不同读者群体提供精准价值。

具体来看，这六章各有侧重、层层递进。

“总概篇”作为本书的基础铺垫，梳理ESG发展的脉络——从18世纪中期“道德投资”理念的萌芽，到20世纪7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再到2000年后《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GRI标准等全球框架的确立，清晰呈现ESG理念成为全球共识的演化进程；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总结分析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在市场规模、供应链、生态构建、技术路线、超长续航、高压快充、高阶辅助驾驶、市场竞争、碳足迹管理、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十大发展特征，并结合翔实的数据展示全球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贸易格局；深入剖析新能源汽车产业的ESG政策体系、ESG披露框架和ESG评级标准，为后续各章的深入分析进行铺垫。

“实践篇”将视角下沉至企业微观层面，重点剖析我国主流新能源车企的ESG信息披露与评级的实践成效。ESG信息披露情况分析主要包括ESG报告类型、组织架构、遵循标准和汇报原则、第三方鉴证情况，并通过分析企业披露的实质性议题，将环境、社会、治理三大维度的核心要点具象化。同时，根据MSCI和万得两大主流ESG评级体系的评级结果，分析国内外新能源车企的评级表现及变化趋势，并探索企业ESG评级存在差异的原因与提升路径。

“评价篇”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ESG评价标准不统一、缺乏专属评价方法的痛点，提出一套覆盖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科技创新、可持续产品、可持续经营、品牌引领等六大维度的汽车品牌可持续性评价方法；并将该评价方法与MSCI、晨星Sustainalytics、商道融绿、万得等国内外主流ESG评价方法进行对比，从评价对象、指标逻辑、数据来源与验证等方面进行分析，凸显本评价方法具有产业适配性优势，为汽车企业自查、第三方评估提供了更精准的评价工具。

“投资篇”聚焦ESG理论与资本实践的深度融合，先清晰界定ESG投资的核心内涵，系统梳理国内外ESG投资政策的演进脉络，绘制ESG投资生态图谱；再深入拆解负面筛选、正面筛选、ESG整合、ESG主题投资等四大ESG投资策略，详解债券类与基金类两大主流ESG投资类型。在此基础上，本篇进一步聚焦新能源汽车赛道，以比亚迪和小鹏汽车为典型案例，具象化ESG投资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路径；同时，直面行业现存的融资约束、技术与协同压力、消费者焦虑等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资金供给机制、风险分散机制、市场激励机制等应对方案，凸显“双碳”背景下，ESG投资已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拓宽融资渠道、支撑绿色转型的关键力量。

“案例篇”选取赛力斯和昌辉汽车分别作为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典型代表，剖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的ESG实践。赛力斯以“光伏+造车”模式实现生产端绿电全覆盖，构建“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其供应链ESG管理从准入审核升级为全链条赋能。昌辉汽车以“工业向绿”“责任向乡”“智能制造”为核心践行ESG理念，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ESG发展提供宝贵启示。这两家企业的ESG理念实践，既体现了整车企业与汽车零部件企业在ESG发展路径上的差异，也为行业提供了参考范式。

“展望篇”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ESG发展趋势作出预判：环境维度从“单点减排”迈向“全价值链深度脱碳”，社会维度从“合规履约”升级为“利益相关方价值共创”，治理维度从“基础合规”深入“战略核心”。同时，从企业、监管机构、行业协会、投资者四个层面提出建议：企业需将ESG理念纳入顶层设计，强化技术创新；监管机构应完善标准与政策激励；行业协会需推动协同交流与共识培育；投资者应构建ESG投资体系，引导资本流向优质企业。这些建议既是对当前产业痛点的回应，也是对未来3～5年发展方向的指引。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们始终坚持“基于数据、源于实践、服务行业”的理念，广泛收集并分析了行业内众多企业的ESG发展报告、官方数据以及第三方研究成果，通过案例分析、数据统计与对比研究等方法，力求为读者呈现客观、全面且深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图景。在此基础上，希望本书能够为新能源汽车企业、投资者、监管机构、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助力各方更好地理解ESG发展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第一章 总概篇：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ESG发展

本章系统梳理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理念的发展历程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ESG发展态势。ESG理念历经萌芽期、成形期、整合期和主流期四个阶段，从18世纪中期宗教团体的道德投资开始，到20世纪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再到21世纪整合环境、社会与治理三大维度的系统性实践，完成了从分散理念到全球共识的演进，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价值共享、提升治理透明度，已成为驱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新能源汽车产业因其低碳属性与ESG理念高度契合，近年来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与“双碳”目标的推动下实现了高速增长。为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期价值实现，车企普遍将ESG纳入发展战略，全球多个经济体也构建了ESG政策体系，推动产业与ESG深度融合。但欧盟、美国、中国等经济体的政策各有侧重，不同评级机构的披露框架与维度权重也存在差异。未来，企业应当锚定全球ESG标准协同趋势，进一步强化全价值链ESG管理，同步提升披露质量与实践深度，以适配产业竞争新需求。

第一节　ESG的发展历程及实践价值

ESG是英文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是一种用于评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的标准框架，旨在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及社会责任履行水平。ESG理念广泛应用于投资决策、企业管理和政策制定中，以推动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ESG的发展历程

ESG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演进的结果。

ESG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阶段。

（一）萌芽期：道德投资与社会责任觉醒

在18世纪中期，ESG理念开始在社会经济的土壤中悄然萌芽。这一时期，虽然尚未形成如今广为人知的“ESG”概念，但一些关键的思想和实践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ESG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宗教团体的道德投资（Ethical Investment），主要体现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宗教团体高度重视被投资组织机构的社会责任。宗教团体的投资行为通常秉持着宗教教义中的道德准则，避开那些涉足枪支、酒精、烟草和赌博等被认为是“有罪”的行业。例如，贵格会^[1]基于道德准则选择投资标的，例如投资时坚决避开与战争相关的产业，可以看作ESG理念中社会责任维度的早期雏形。这类投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确保投资活动与宗教团体的信仰和价值观相一致，这一理念逐渐在宗教社群中传播开来，并影响社会主流投资团体以及更多的投资决策。

[1]　贵格会（Quaker）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成立于17世纪，主张和平主义和社会责任。

在宗教团体道德投资的影响下，整个社会也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呼吁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应该对社会和环境承担相应的责任。1923年，英国学者奥利弗·谢尔登（Oliver Sheldon）在美国进行企业管理考察时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写入其著作《管理哲学》中。谢尔登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道德因素，企业不仅要关注股东利益，还应兼顾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促使企业开始反思自身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虽然道德投资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逐渐被认知，但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影响力和规模相对较小。具体表现为：市场实践呈现分散化特征，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性框架和评价标准；企业行动多为自发性个体行为，缺乏行业层面的协同机制；资本配置与社会价值的关联度仍然较低。值得肯定的是，通过早期社会责任实践经验的积累，学界与业界逐步认识到企业的经济绩效与企业对环境、社会的影响之间的关联，这为后续ESG评价体系的构建和ESG投资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成形期：从社会抗议到制度化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ESG理念经历了从社会抗议浪潮到制度化的重要转变，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较为清晰的轮廓。20世纪60年代，全球一系列重大环境和社会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企业行为的强烈关注。

在环境层面，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著作《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化学农药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唤醒了全球人民的环保意识。到了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达到了新高度，大规模的环保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这些抗议活动不仅针对污染环境的企业，还促使政府加强环境监管，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如美国于1970年成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并先后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重要法规。

在社会层面，反种族隔离、反战等运动也对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是针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撤资运动”。1948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该制度通过种族分类、隔离政策剥夺非白人族群的权利，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南非的种族歧视和社会矛盾。对此，1962年联合国通过了1761号非强制决议，强烈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呼吁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但这一决议的效果并不明显，仅有少数企业响应。直至1977年，美国通用汽车董事会成员里昂·沙利文（Leon Sullivan）提出“沙利文原则”（Sullivan Principles），要求企业在南非遵循种族平等政策。随后，至少125家美国公司接受了沙利文原则，从南非撤资或调整在南非的经营策略。紧接着，多个国家通过立法推进撤资行动、采取选择性采购等手段，施压南非政府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在这种社会压力下，许多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开始要求被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遵守基本的人权原则，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和全球经营策略，抵制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企业。1991年，南非正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南非撤资运动是道德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和ESG投资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运动通过全球投资者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经济施压，推动了现代责任投资理念的实践，并深刻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认可道德投资与责任投资，企业社会责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逐渐演变为全球趋势，并开始向制度化方向发展。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提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公众对商业的期望可以描述为三个同心圆责任（见图1-1）：内圈是明确的基本责任，即有效履行经济职责，例如提供产品和服务、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中间圈是融入社会价值观的经济责任，例如关注环境保护、员工福利和消费者权益等；外圈是社会贡献责任，即企业应更主动地投身于改善社会环境的广泛行动中，例如解决贫困、推动社区发展、支持教育与公益等。

图1-1　《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中提出的三个同心圆责任模型

同时，一些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和指南，如1997年美国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SAI）制定了全球首个社会责任国际认证体系——SA 8000标准认证，旨在确保企业遵守劳工权益、安全卫生等社会责任准则，内容涵盖童工、强迫劳动、健康与安全等多个方面。这些标准和指南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明确的参考框架，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在投资领域，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RI）逐渐兴起。投资者开始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中，不仅关注企业的财务绩效，还关注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1971年，帕克斯世界管理公司（Pax World Management）在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只社会责任投资共同基金——帕克斯世界基金（Pax World Fund）。该基金专门投资在环境保护、员工关系和社区发展等方面表现良好的企业。此后，社会责任投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关注并参与社会责任投资，推动了ESG投资理念的传播和发展。

这一时期，ESG理念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逐渐从分散的社会诉求转变为企业和投资者的自发行为，并通过一系列标准和制度的建立，初步形成理论基础，为ESG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整合期：ESG框架的全球确立

进入21世纪以来，ESG理念迎来了快速发展与整合阶段，并在全球范围内逐渐确立了统一框架，其影响力也从特定领域扩展到整个金融市场和企业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全球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日益复杂和广泛。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套统一的标准和框架来衡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UNGC）在一份名为“Who Cares Wins”（在乎者赢）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ESG”这一术语，将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关键维度整合在一起，强调企业在这三个方面的综合表现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为全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统一的语言和框架，标志着ESG理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UN PRI）成立。该组织由全球多个大型金融机构发起，旨在推动投资者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资产组合管理中。截至2025年3月，全球签约UN PRI的机构达5261家，管理的资产规模达139.6万亿美元；中国签约UN PRI的机构超过140家。UN PRI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ESG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ESG不仅与创造企业长期价值密切相关，还能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管理风险和提升投资回报率。

在企业层面，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ESG纳入企业战略和日常运营中。例如，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2005年宣布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包装废弃物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等。通过实施这些目标，沃尔玛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还提升了品牌形象和消费者忠诚度。同时，许多企业开始发布年度ESG报告，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披露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和进展。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在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95%的企业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类似报告，这表明ESG信息披露已成为高附加值企业的普遍做法。

在标准制定方面，国际社会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于2000年6月发布了第一代《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1），并于2002年、2006年、2013年陆续更新G2、G3、G4；2016年，GRI将指南升级为GRI标准（GRI Standards），并于2021年进行重大修订。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也制定了一系列与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国际标准，如ISO 26000:2010《社会责任指南》等。这些标准和框架的建立，为全球企业在ESG实践和信息披露方面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参考，促进了ESG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和应用。

这一时期，ESG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通过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立了统一的ESG框架和标准，实现了从理念到实践的全面整合，为ESG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主流期：从自愿实践到强制要求

2010年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识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逐渐加强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监管力度。ESG发展的主流趋势已从过去的鼓励性政策与自愿性指引，逐步转向强制性监管和标准化要求。

这种强制性趋势呈现出3个典型特征：一是全球范围内加速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ESG披露框架，二是资本市场对合规要求的显著强化，三是企业面临实质性处罚风险的监管案例增加。这标志着ESG治理正进入硬约束时代。

1. 全球范围内加速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ESG披露框架

2014年，欧盟发布《非财务报告指令》（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NFRD），要求从2018年起大型企业主体需要制作上一财年的非财务报告并披露ESG信息。2021年，欧盟委员会拟修订NFRD，提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CSRD）征求意见稿，并于2022年12月正式发布。CSRD将涵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大型公司和上市公司，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和遵守其他ESG相关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入“双重重要性”概念，并规定了强制性的披露准则，包括碳排放和管理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对ESG报告鉴证的要求。此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要求上市公司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披露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信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也在积极推进ESG信息披露规则的制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更多与气候变化、人力资本管理等相关的ESG信息。这些监管举措的出台，标志着在全球范围内，ESG信息正逐渐从企业的自愿披露向强制性要求转变，促使企业更加重视ESG因素在其经营和发展中的作用。

2. 资本市场对合规要求的显著强化

2024年4月12日，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指引》是我国第一个系统规范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将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指引》规定，到202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要求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等指数的企业披露ESG信息，开启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的强制披露时代。

3. 企业面临实质性处罚风险的监管案例增加

近年来，管理行业开始面临来自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反“漂绿”压力，已有多家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如德意志资产管理（DWS Asset Management）、高盛资产管理（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GSAM）、纽约梅隆投资顾问（BNY Mellon Investment Adviser，BNY MIA）受到“漂绿”指控。其中，BNY MIA和DWS分别支付了150万美元和1900万美元的罚款以就相关指控与监管机构达成和解。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ESG相关法规和框架见表1-1。

表1-1　全球范围内的ESG相关法规和框架

二、ESG实践驱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企业治理失灵事件频发的背景下，ESG作为一种系统性发展框架，正成为重塑全球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核心驱动力。ESG实践以“环境责任落地、社会责任践行、治理透明化推进”为核心，深度嵌入企业日常运营、政策顶层设计与社会公共决策全流程，推动人类文明走向低碳转型、公平发展、包容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一）应对气候变化与推动绿色转型

ESG理念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力量。企业在环境方面践行ESG理念，主要体现在减少碳排放、减少污染、节约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许多企业通过提高能源效率、采用可再生能源、优化生产流程等措施，积极减少碳足迹。例如，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如谷歌、微软等，已经实现了100%可再生能源供电，大幅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企业在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中，也越来越注重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苹果公司在产品包装中大量使用可回收材料，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过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肆意挥霍的发展方式，已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如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生态退化、极端天气频发等，引发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ESG理念是在企业层面落实社会责任、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引导着企业和全社会从过去单纯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路径，转向生态共生的精细化发展模式。当前，在ESG理念的引领下，无论是企业积极采用清洁能源、推动节能减排，还是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物多样性，都彰显着向生态共生模式的深度转型。这一模式倡导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相融，为地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与人类社会的长远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二）从利益分化到价值共享

ESG理念通过重塑企业价值创造逻辑，推动商业组织从传统股东利益分化的竞争模式转向多方主体协同的价值共享模式。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ESG将企业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系统网络中，打破传统商业中股东至上的单向利益分配机制，构建起多个利益相关方共生共荣的价值循环体系。

ESG通过绿色成本内化重构企业竞争规则。在传统工业文明下，企业往往通过牺牲环境的代价来获取短期的经济效益，导致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突出，环境利益分化加剧。而ESG框架下的碳足迹追溯、循环经济模式以及可再生能源投资，倒逼企业将生态成本转化为技术创新动力。例如，化工企业通过废水循环技术，不仅能降低治污成本，还能将再生水资源共享给周边社区；新能源车企的电池回收网络既能减少资源浪费，又能与电网企业形成储能价值共享。这种从成本到价值内化的转变，使环境治理从零和博弈转向多方共赢。

ESG通过利益相关者网络重塑价值分配机制。在传统供应链中，代工厂利润挤压、平台经济下的算法剥削等现象凸显，导致利益分配失衡。ESG要求企业建立员工持股计划、供应链ESG评级、社区发展基金等制度工具，将价值链上的弱势群体纳入价值创造体系。如咖啡巨头星巴克推行“公平贸易认证”，将种植户收入与品质提升挂钩；科技公司通过数据收益共享协议，让用户成为数据价值创造的受益者。这种参与式价值分配模式不仅提升供应链韧性，更通过利益捆绑形成长期信任资本。

ESG通过透明化的决策架构推动权力结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为追求股东回报，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消费者等群体的诉求。ESG要求将多元主体的诉求嵌入战略决策。例如，某些医药公司设立患者代表参与新药研发决策，企业建立社区环境监督委员会等，这些实践将单向的企业控制权转化为多向的价值协商权，使决策过程本身成为价值共享的载体。

此外，资本市场对ESG评级的高度敏感、新一代消费者对道德消费的偏好、碳关税等强制约束政策工具，共同形成驱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三重压力。企业趋向于与产业链伙伴共享风险和收益，最终形成覆盖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自然生态的价值共生体。

（三）从黑箱操作到阳光运行

ESG框架通过重塑政企社协同模式和数据驱动的监督机制，正在重构社会治理透明度的底层逻辑。在传统社会治理中，政府与企业、公众之间常因信息不对称而形成“黑箱效应”——企业环境数据模糊化、劳工权益报告选择性披露、政策执行过程缺乏可追溯性，导致监管滞后与社会信任危机。ESG以标准化信息披露、多方参与式治理和技术赋能为抓手，推动社会治理从单向管控转向开放透明的价值共创体系，其核心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ESG强制披露机制打破政府和企业间的信息壁垒。ESG框架通过全球统一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标准（如GRI标准、TCFD框架、ISSB准则）以及部分地区发布的强制披露ESG信息的政策法规，将企业碳排放、供应链劳工权益、反腐败机制等内部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可验证的公共信息。例如，欧盟发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将覆盖5万家大型企业及部分中小企业，强制要求其披露环境和社会风险数据，且该报告与财务报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将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等指数涵盖的400多家企业纳入强制披露ESG报告的范围。此外，我国已有多个地方政府搭建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公共平台，通过公共平台，监管部门能动态追踪企业合规表现和ESG信息披露情况，打破政府和企业间的信息壁垒。

二是构建多个利益相关方监管网络。ESG框架将传统的“政府-企业”二元监管关系，扩展为“政府-企业-公众- NGO -投资者”的多元监管体系。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管网络迫使企业将ESG数据披露从过去的“合规答卷”升级为战略核心工具。

三是ESG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将透明度嵌入社会治理的全链条。区块链技术通过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能够实现碳排放交易、公益资金流向等关键数据的全程追溯。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与腾讯联合打造的碳普惠平台“低碳星球”，将市民低碳行为数据上链，确保减排量核算的透明可信。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则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实时分析海量ESG报告，AI大模型能通过语义分析发现企业环境承诺与实际行动的偏差，从而识别企业的“漂绿”行为。这些技术工具不仅能降低监管成本，更通过算法透明推动治理规则显性化。

当企业ESG数据成为政策制定基础、公众参与依据、国际谈判筹码，传统封闭的行政决策模式被迫转向开放协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要求欧盟的进口商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数据，倒逼出口企业与政府共建碳核算体系；印度尼西亚政府将矿业公司的ESG表现与开采许可证的审批挂钩，推动自然资源管理从黑箱操作转向阳光交易。这种以数据为纽带、多元主体共治的模式，正在全球范围重构企业的透明化治理——不再是权力的单向度透明，而是通过ESG数据流动与规则互认，实现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治理生态。

总而言之，ESG正在重塑可持续发展的底层范式——从依赖道德自觉转向规则约束，从局部优化升级为系统重构，从企业单点行动扩展为全球治理共识。未来，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正转型等议题纳入ESG框架，将更深层次推动人类社会从掠夺式增长向再生型文明演进。

第二节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多维度发展特征，整体规模持续扩张，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十年位居榜首；欧美市场增速放缓；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加速电动化，中国品牌主导区域格局。整体来看，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正处于产业变革深度推进和智能网联进入体系化竞争并进阶段。

产业变革进入深度推进阶段，供应链呈现韧性加强与本土化推进双重趋势，企业通过多元采购与电池回收强化供应链抗风险能力，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推动本地生产；技术路线分化明显，插混与增程式车型2024年全球销量增速达53%，与纯电车型形成并行格局；动力电池技术突破显著，宁德时代、奇瑞汽车等企业推动续航里程向1500km挺进，800V及以上高压超充平台成为竞争核心。

智能网联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高阶辅助驾驶技术覆盖复杂场景，车路协同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行业竞争加剧，价格战与技术投入推高成本，仅三家头部品牌实现盈利，新势力车企面临洗牌。碳足迹管理成为全球政策焦点，欧盟、中国等强化碳排放全生命周期监管，碳关税等措施重塑贸易格局。动力电池循环经济加速构建，在技术突破与政策驱动下，回收利用率提升，但仍面临体系混乱等挑战。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生态”全产业链竞争跃迁，中国凭借规模与技术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但需应对贸易壁垒与行业整合压力，未来技术创新、低碳转型与全球化布局将成为核心发展方向。

一、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十大特征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主要呈现如下十大特征。

（一）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主导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再创新高，达1823.6万辆，同比增长24.45%，渗透率约18.76%。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1286.6万辆，增速达到35.5%，渗透率达40.9%，并贡献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90%以上的销售增量，销量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欧美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放缓：欧洲市场受到德国等部分国家停止购车补贴政策、能源成本上升、新车型推出较慢、高通胀等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负增长；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相对积极，销量增长率约为7.8%。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加速汽车电动化：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实施了关税减免、税费减免、直接补贴等多种新能源汽车购置激励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拉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飙升，部分国家因基数低增速超过100%，巴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更是超过300%；从品牌来看，拉美新能源汽车市场由中国品牌主导。

（二）持续增强供应链韧性和本土化生产

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正经历深刻变革，增强供应链韧性与本土化生产成为两大显著趋势。从供应链韧性来看，过往的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凸显出新能源汽车供应链高度全球化下的脆弱性。关键原材料供应（如锂、钴、镍等）集中于少数国家，一旦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极易冲击整个产业。为增强新能源汽车供应链韧性，企业开始积极构建多元化供应体系，在全球多地布局原材料采购渠道，同时加大对废旧电池回收再利用的投入，形成资源的闭环利用，降低对原生矿产的依赖。例如，部分车企与电池制造商合作，建立电池回收网络，加强贵金属材料回收利用。本土化生产趋势也愈发明显。2022年，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通过高额税收抵免和生产激励，吸引大量投资流入美国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推动本土电池及零部件制造发展，激励车企和供应商在美国本土设厂；2025年，美国宣布面向全球征收高额关税，旨在通过高额关税刺激美国制造业产能的回流。其他多个国家和地区，出于保障供应链安全、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与就业等多重考量，出台了鼓励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本土化发展的政策。

（三）全产业链生态共建的全球化模式跃迁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加速迈入“中国主导、多极竞合”的新阶段。中国车企正凭借电动化先发积累与智能化创新突破，走向全球化布局。在整车端，比亚迪、蔚来汽车、小鹏汽车等头部车企加速进军欧洲、东南亚、中东等核心和新兴市场，不仅通过定制化车型适配当地需求，更在泰国、巴西、匈牙利落地本土化工厂，实现“研发-生产-销售”区域闭环，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在供应链端，电池产业链同步开启全球重构，宁德时代德国图林根30GWh产能工厂、匈牙利德布勒森工厂（一期年产100GWh）已陆续投产，国轩高科也相继在德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布局生产基地。此外，在欧盟反补贴调查等贸易壁垒背景下，中国车企还通过本地化合作主动破局。上汽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组建泰国上汽正大汽车公司，产品辐射东盟十国；比亚迪向丰田汽车输出e平台3.0及电池技术，助力其开发纯电动车型，以技术授权模式打开高端合作通道。

从单一车型出口到“整车+电池+技术”全生态协同出海，再到本地化生态构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经历从“产品输出”向“技术赋能+全产业链生态共建”的全球化模式跃迁。

（四）技术路线分化显著，混合动力汽车与纯电动汽车并行发展

2024年，中国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约514万辆，占新能源汽车销量的40%左右。在中国市场驱动下，全球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总销量同比增长53%，远超纯电动汽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BEV） 14%的增长率。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与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销量的持续增长，主要源于其对用户补能焦虑的有效缓解，同时兼顾了优异的驾驶体验。短期内，在充电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和极寒气候地区，混合动力汽车预计仍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而在充电网络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随着充电效率提升和电池技术持续突破，纯电动汽车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凸显，市场份额有望继续扩大。整体来看，混合动力与纯电动技术路线并非简单替代，而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并行发展、互补共存。

（五）超长续航时代开启，进一步解决补能焦虑

2025年4月，宁德时代发布三大电池技术：续航达1500km的Freevoy双动力电池、充电5分钟续航520km的第二代神行超快充电池以及钠离子电池（175Wh/kg，-40℃无衰减）。奇瑞汽车预计2026年推出固态电池车型，纯电续航达到1500km，6C快充技术可实现充电5分钟续航400km。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正进入量产倒计时，车规级AI电池管理、超快充基建与电池回收技术协同推进，构建覆盖能源补给、场景适配与生态可持续的完整技术链条，推动新能源汽车迈入超长续航时代，解决补能焦虑。

（六）800V及以上高压超充平台密集推出

全球范围内车企密集布局800V及以上的超充技术，超充技术正成为车企的核心竞争力。2019年，保时捷Taycan首次搭载800V高压平台，正式开启800V超充时代。中国车企超充技术表现优异：比亚迪推出超级e平台（1000V高压+1MW超充桩），作为全球首个电动车全域1000V整车架构，实现充电5分钟续航400km；小鹏汽车SiC平台（800V高压+480kW超充桩），搭配S4和G9车型，充电5分钟续航210km；极氪汽车SEA浩瀚架构（800V高压+400kW超充桩），搭配极氪009车型，充电15分钟续航300km；广汽埃安AEP 3.0纯电平台（800V高压+480kW超充桩+超倍速电池技术），搭配昊铂（Hyper）GT和AION V Plus车型，充电10分钟续航300km；北汽极狐BE22平台（800V高压架构），搭配极狐阿尔法S HI版车型，充电10分钟续航200km；长安汽车SDA纯电平台（800V高压+全域超充），搭配深蓝SL03 800V版车型，充电10分钟续航200km。国际车企同步跟进，现代起亚的E-GMP平台、Lucid Motors的LEAP平台、奔驰的MMA纯电平台、宝马的Neue Klasse平台、大众的SSP平台，均为800V及以上高压超充平台。超充技术的突破大幅降低了补能时长，缓解了用户的里程焦虑，但也面临电网适配、标准不统一等挑战。尽管如此，超充技术正以颠覆性创新持续重构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动补能效率与用户体验全面跃升。

（七）高阶辅助驾驶竞逐城市NOA，车路协同迈向规模化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进程加速，高阶辅助驾驶技术迭代与车路协同生态构建成为行业竞争焦点。当前，辅助驾驶技术呈现L2+级普及与L3/L4级探索并行的格局：以特斯拉、小鹏汽车为代表的纯视觉方案与以华为、理想汽车为代表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案竞相落地，BEV+Transformer感知模型推动城市领航辅助驾驶（Navigate on Autopilot，NOA）实现技术突破，覆盖高速、城区等复杂场景。城市NOA作为高阶辅助驾驶技术的竞争高地，已从高速场景延伸至城市道路，华为ADS 3.0通过通用障碍物检测（General Obstacle Detection，GOD）网络实现无图化能力，理想AD Max 3.0则依托激光雷达+Orin芯片构建全场景辅助驾驶体系，车企通过持续空中下载（Over-The-Air，OTA）加速技术迭代。车路协同作为智能网联的重要支撑，正从示范区走向规模化应用；我国已建成50多个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蔚来ET7、长安深蓝等车型搭载C-V2X模块，支持交通信号灯信息交互、紧急制动预警等功能；车企与华为、百度等科技企业合作共建“车-路-云”一体化生态，加速智慧交通网络构建。整体来看，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网联发展正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车-路-云”一体化的生态体系建设。

（八）产业无序竞争加剧，新势力车企面临洗牌

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无序竞争正加剧。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无序竞争始于2023年特斯拉率先开启的价格战，主要体现在特斯拉对国产车型的多轮持续性降价。这一举动引发其他车企的迅速跟进，拉开我国新能源汽车价格战的序幕。随后比亚迪、特斯拉、上汽通用五菱、长安汽车、小鹏汽车等多家车企先后提出或实施“油电同价”“电比油低”的市场策略，价格战更趋激烈。与此同时，价格战迅速升级为技术战与路线战，整个行业陷入高强度、高消耗的全面竞争态势。这种全面无序竞争具体表现为：在价格战层面，大部分车企处于巨额亏损状态，普遍盈利困难；在技术战层面，新能源汽车产品与技术加速迭代；在路线战层面，新能源汽车与燃油汽车的市场份额争夺日趋激烈。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呈现以下发展态势：一是行业盈利格局失衡，全球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处于巨额亏损状态，仅比亚迪、特斯拉、理想汽车等少数车企实现盈利；二是销量目标过高、车型售价与利润率大幅下降，多家车企2025年销量目标较2024年呈“跨越式”增长，汽车品牌从过去的局部促销升级为品牌全系降价；三是“零公里”二手车规模激增，无序竞争突破新能源汽车市场和燃油汽车市场的边界，席卷至二手车领域。

从发展趋势看，在历经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后，新能源汽车行业即将迎来深度整合与并购重组阶段。传统车企与造车新势力通过资本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与战略转型，大众汽车集团入股小鹏汽车、极氪汽车与领克汽车合并等案例已显示出行业洗牌的初步迹象。新一轮淘汰赛中，缺乏自我造血能力与差异化技术优势的新势力车企将面临严峻生存挑战，行业格局正在重构中。

（九）碳足迹管理日趋严苛，形成国际贸易门槛

在全球“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碳足迹管理正日益成为各国实施绿色转型和贸易调控的重要工具，并逐步形成新的国际贸易门槛。欧盟凭借《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与碳边境调节机制，率先确立针对动力电池的强制性碳足迹门槛，并计划自2027年起禁止未达标产品进入欧盟市场，以碳关税机制推动全球供应链低碳化。我国也在加快构建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推出《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并着手建设国家级新能源汽车碳足迹平台，强化低碳技术导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通过2035年燃油车禁售令并实施碳足迹报告制度，纽约州则扩大了零排放汽车政策适用范围。法国将车辆碳足迹评分与购置补贴直接关联。日本要求车企自2024年起披露电池全链条碳排放数据。挪威通过提高碳税和绿电比例压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德国着力氢能技术与供应链去碳立法。韩国依托碳中和法案推动电池材料低碳转型。

总体来看，国际碳足迹管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监管边界从生产端延伸至全生命周期，二是供应链碳足迹成为合规重点，三是技术标准与财税金融手段协同强化。这些日益严苛的碳管制政策不仅加速产业绿色升级，也正在重构全球贸易规则，形成以碳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新壁垒。

（十）动力电池循环经济加速形成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构建循环经济战略体系，以“绿色制造-资源循环-低碳应用”为主线，推动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技术端，动力电池回收实现突破性进展，宁德时代“锂矿返利”计划联合车企构建电池回收生态，比亚迪刀片电池模组化拆解技术将锂回收率提升至95%，缓解锂资源短缺压力。工艺端，磷酸铁锂电池梯次利用与三元材料再生技术发展提速。政策端，《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强制要求电池护照全生命周期追溯，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强化车企碳排放责任，驱动产业链升级，亿纬锂能与格林美等共建的锂电池回收网络已覆盖全球30余个国家。创新端，材料革命同步提速，宝马i Vision Circular概念车实现100%可再生材料闭环，特斯拉4680电池干电极工艺降低能耗30%，推动生产端减碳。但当前产业仍面临回收体系混乱、电池回收率低、跨区域协同难等痛点。未来动力电池循环经济将聚焦技术突破与政策协同：一方面，推动钠离子电池、无钴电池等低资源依赖技术加快量产应用；另一方面，促进全球电池护照标准互认与碳关税机制衔接，引导跨境回收网络规范化发展；同时，强化回收监管体系建设，构建高效、规范、跨区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网络，最终形成资源高效循环的闭环生态。

二、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态势

2024年，全球与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均展现出鲜明的发展态势，中国的核心引领地位愈发稳固。全球市场层面，2024年在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驱动下，新能源汽车销量保持强劲增长，预计2025年销量将再创新高，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增长极。中国市场层面，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销量连续十年位居榜首，多项核心指标突破，增长动能已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需求驱动，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产业核心支柱。

（一）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在政策支持、技术进步等因素推动下保持强劲增长，但区域分化显著，市场呈多元化竞争态势，品牌头部效应显著。

1. 规模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2024年，在政策支持持续加强、智能化进程提速、电池技术迭代加速、制造成本下降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等多重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如图1-2所示，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823.6万辆，同比增长24.45%，渗透率约18.76%。

图1-2　2015—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和渗透率

注：数据来自全球汽车信息平台MarkLines、EVTank、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25年，多项利好因素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迈向新高峰。政策方面，欧盟计划于2035年禁售传统燃油车，中国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也由28%提升至38%，全球范围内政策持续加码。技术层面，比亚迪推出“兆瓦闪充”技术，实现5分钟补充400km续航，半固态电池量产应用推动整车续航突破800km，电池价格大幅下探，电动汽车成本显著降低。此外，全球充电桩数量突破1000万根，充电网络日益完善，进一步缓解用户补能焦虑。在以上因素的共同驱动下，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突破2200万辆，再创新高。从区域结构看，中国市场将继续发挥全球引领作用，欧洲与北美市场保持稳健增长，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新兴市场正逐渐成为新的增长极。

2. 分化加剧：中国领跑，欧洲增长乏力，美国多元竞逐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显著分化。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巩固全球领跑地位，达到1286.6万辆（见图1-3），占全球总销量的70.6%（见图1-4），连续十年稳居第一；销量同比增长35.5%（见图1-5），贡献了全球销量增量市场的90%。这一强劲表现主要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产品迭代加速以及大幅降价等多重因素。

图1-3　2024年各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相比之下，欧洲作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2024年销量为294.4万辆，同比下降2.2%。欧洲市场增长乏力主要是受德国等国家取消购车补贴、能源成本高、新车型推出缓慢以及持续高通胀的影响。

图1-4　2024年各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份额

图1-5　2024年各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速和渗透率

美国市场新能源汽车2024年销量为158.2万辆，同比增长7.8%，渗透率达9.6%，整体表现呈增长态势。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特斯拉在美国电动汽车市场份额持续下滑，2024年首次跌破50%；相比之下，福特、宝马、奔驰、Rivian和现代汽车等传统汽车品牌加快在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布局和推广，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推动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趋向白热化，多元化发展格局初显。

3. 头部效应显著：销量前20的品牌贡献超70%全球销量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的20品牌分别是比亚迪、特斯拉、五菱、吉利、宝马、理想、大众、埃安、问界、梅赛德斯奔驰、沃尔沃、零跑、起亚、丰田、奇瑞、奥迪、现代、上汽、深蓝、长安，如图1-6所示。其中，中国品牌上榜数量11个，前十名占据7席，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德国品牌上榜数量4个；韩国品牌上榜数量2个；美国、瑞典、日本各有1个品牌上榜。

图1-6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品牌销量前20排行榜

注：数据来自Clean Technica。

从市场份额来看，销量前20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贡献了超70%的全球销量，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头部效应显著，少数头部品牌主导了市场，呈现高度集中化趋势，标志着新能源汽车行业正逐渐步入成熟期，从分散竞争向寡头竞争过渡。在销量前20的品牌中，有11个品牌来自中国，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全球销量，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开始出现品牌集群效应，显示中国品牌已从过去的跟随者转变为全球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从汽车品牌来看，比亚迪年销量首次突破400万辆，登顶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首；特斯拉则出现十年来首次销量下滑；此外，丰田逆势攀升，新势力品牌零跑实现销量翻倍增长，问界M7/M9也成功跻身全球车型销量前20行列，反映出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激烈的竞争现状。

（二）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产业发展与区域布局成效显著。

1. 中国连续十年位列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首

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多项指标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能源汽车全年保有量达到3140万辆，渗透率在十年间从0.2%大幅提升至8.9%（见图1-7）；产销量分别达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同比增长34.4%和35.5%，销量渗透率达40.9%（见图1-8），显著超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设定的2025年20%渗透率目标。

图1-7　2015—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速及其渗透率

注：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1-8　2015—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及渗透率

注：数据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呈现出三大核心特征：一是规模全球领先，保有量、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提前超额完成国家设定的2025年渗透率目标；二是增长动能强劲，销量增速远高于汽车行业4.5%的平均增速，显示出市场已全面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需求驱动；三是产业转型成效显著，新能源汽车已从过去的补充性角色升级为汽车产业的核心支柱，在保有量与销量渗透率持续攀升的推动下，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四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区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区域发展呈现出“东部引领、中部崛起、西部蓄势”的多层次格局，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四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区，各区域依托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政策导向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之一，产业基础雄厚、布局完善。北京在整车制造、智能驾驶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处于较为领先地位，吸引小米汽车、理想汽车等重点车企落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顺义区等汽车产业核心区。天津聚焦汽车芯片、装备制造等关键环节，滨海新区成为产业重要承载地；武清区凭借区位优势，已吸引超过260家汽车产业链配套企业入驻，服务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有效推动京津冀共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河北在整车生产与底盘系统等领域具备良好基础，保定、沧州等城市积极布局相关产能。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策源地和聚集区。以上海为总部和研发中心，联动江苏、浙江、安徽共同构建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体系。上海以前瞻布局和开放政策吸引龙头企业，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本地化率超过95%，并带动360多家本土供应商协同发展。常州已构建覆盖整车、电池、电机、电控、传感器、充电设施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共聚集江苏时代、理想汽车、天合光能、常州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3400余家；动力电池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的龙头企业中有4家布局常州；金坛区以电池产业为核心，聚集超过100家企业，形成从材料、电芯到回收的闭环生态。浙江正加快培育环杭州湾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安徽也在积极推进“整车-电池-电机-电控”全产业链布局，区域协同不断增强，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持续完善。

珠三角地区凭借深厚的汽车工业根基以及与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新兴科技的深度融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形成独特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人才与创新资源，区域产业运行效率持续提升。广州、深圳与佛山构成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与研发的核心聚集区，东莞、惠州等地则聚焦关键零部件与新材料的配套支撑，形成梯次协同、链式发展的区域布局。在比亚迪、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珠三角逐步构建起涵盖自主品牌、核心零部件与前沿技术的完整产业生态，实现了从整车到供应链的全面赋能。

中西部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产业布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西安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比亚迪、吉利、陕汽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加速聚集，2023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98.38万辆，跃居全国城市第三。与此同时，重庆、成都等城市也在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构建涵盖整车制造、关键零部件及配套服务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

四大产业集群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共同构建起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多层次、高质量的发展格局。京津冀地区突出协同创新与智能网联特色，强化区域联动与技术转化；长三角凭借全产业链布局与高效制造协同持续引领全国；珠三角依托产业融合与自主品牌优势，实现科技与制造深度融合；中西部则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挥本地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加速产业聚集与链群培育。四大区域协同共进、形成合力，不仅夯实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也为持续创新与结构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占据核心引领地位。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贸易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贸易格局呈现多元化区域特征，同时竞争态势复杂多变，贸易体系正加速重构。

（一）区域发展格局

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多元化区域格局。中国继续保持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出口国地位，并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成本优势，主导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但在欧美市场则面临不断加高的贸易壁垒和供应链等限制。欧洲作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从中国进口新能源汽车的总额激增，但同时通过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政策强化本土保护。美国则以特斯拉为主导，依托《通胀削减法案》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中国车企通过墨西哥等第三地中转以应对准入限制。东南亚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印度尼西亚、泰国通过低关税和政策激励，吸引比亚迪、长城汽车等企业加速本地化生产布局。

整体上，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体系在政策与市场双驱动下加速重构，中国企业正通过产能出海和供应链调整持续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1. 中国：全球新能源汽车主要出口国与产业链主导者

中国汽车出口领先优势愈发明显。2021年以来，中国车企海外开拓持续见效，出口数量快速提升，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销量增长的重要力量。2024年，尽管外部压力加大，我国汽车出口仍实现了19.3%的同比增长，达到585.9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28.4万辆，同比增长6.7%。比亚迪、特斯拉上海、奇瑞等新能源车企贡献了大部分出口量。长续航插电混动和增程技术产品尤其得到海外用户认可。2024年，插混汽车出口29.7万辆，同比增长1.9倍，增长显著；出口市场主要有欧洲、东南亚和中东。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面临欧盟最高35.3%反补贴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关税的限制。

2. 欧洲：进口激增、政策保护与区域分化

欧洲作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近年来呈现快速变化与显著分化的特征。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新能源汽车总额达127亿欧元，同比大幅增长1591.3%，占欧盟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20%。与此同时，欧盟持续通过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政策工具强化本土产业保护，力图降低对外依赖并推动本地化生产。以大众、宝马为代表的欧洲车企已在海外生产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具体出口规模尚未明确披露。从市场内部来看，欧洲新能源汽车消费呈现区域间差异显著的特征。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典等，市场渗透率持续领先，而南欧地区仍以燃油车为主导，整体市场尚未形成均衡发展格局。

3. 美国：贸易保护与本土供应链重构

2024年，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58.2万辆，市场供给主要依托本土制造体系。特斯拉仍占据该国电动汽车出口的主导地位。在政策层面，《通胀削减法案》持续推动供应链本地化进程，明确规定搭载中国电池材料超过50%的车型无法获得联邦税收抵免。尽管2024年美国短暂放宽了对石墨等关键矿物的过渡期限制，但其长期战略仍旨在逐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墨西哥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美国的重要中转枢纽。2025年1月至3月，中国对墨西哥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已达4.88万辆，显示出企业积极通过第三方产能合作与供应链调整以应对美国市场准入壁垒。

4. 东南亚：中国品牌主导的新兴市场

2024年，东南亚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整体销量同比增长超60%，中国品牌占据近75%的市场份额，显示出强劲的区域竞争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已成为该地区两大活跃市场。在印度尼西亚，比亚迪年销量达1.5万辆，占其电动车市场的36%，五菱和奇瑞等品牌也表现活跃。在泰国，2024年中国出口至此的所有汽车的总量为68.8万辆，但新能源汽车占比仍低于5%。目前，长城汽车、比亚迪等中国企业正通过本地化生产加速市场渗透。东南亚凭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框架下的低关税及各国政策激励（如印度尼西亚的电池补贴），持续吸引中国车企布局本地化产能与供应链体系，逐步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重要枢纽和战略要地。

（二）竞争态势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竞争保护主义持续升级，形式日趋多样。欧盟对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税并实施最低价格机制，美国借助《通胀削减法案》推动电池供应链“去中国化”，东南亚国家则通过本土化激励政策吸引产业链落地。

面对挑战，中国企业通过区域合作与海外布局积极应对，例如加快在欧洲建设生产基地以规避关税壁垒。全球供应链呈现多元化重组趋势，欧美推进“友岸外包”，东南亚成为增长高地，中亚则承担欧亚联通角色。未来，中国企业需持续提升技术创新、碳管理能力和本地化运营水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贸新规则。

1. 贸易保护主义升级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持续升级，从加征关税延伸至本地化生产要求、供应链排除机制以及价格干预等多重手段。全球主要新能源汽车进口市场通过政策壁垒限制进口产品，同时强化本土产业链保护，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欧盟反补贴税与价格机制：自2024年10月起，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关税，后调整为最低价格机制，要求中国车企在欧盟的销售价格不低于其本土车型价格的70%，以削弱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竞争力。

美国供应链限制：美国借助《通胀削减法案》，严格限制使用中国电池材料的车型享受税收抵免优惠。虽在2024年临时放宽对石墨等关键矿物的过渡期限制，但自2025年起强制推动关键部件本土化或“友岸”采购。

东南亚本地化生产要求：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提高准入门槛，如印度尼西亚要求外资车企本地化生产比例达到40%，泰国则通过补贴政策吸引电池产业链投资，旨在将贸易与本地制造深度绑定。

2. 技术标准与碳壁垒

发达市场正通过构建新型技术及碳壁垒体系，重塑新能源汽车国际贸易规则。欧盟率先借助碳边境调节机制，计划自2026年起对进口汽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征收关税。该机制覆盖原材料、生产、运输及使用环节，要求企业披露详细的碳足迹数据，显著增加中国车企的合规成本与认证负担，尤其对碳管理能力较弱的中小供应商形成冲击。与此同时，《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进一步强化可持续性与尽职调查要求，规定到2027年所有动力电池必须申报碳足迹，2030年达到强制性碳限值，推动产业链加速低碳转型。

美国则依托数据安全与供应链透明，严格审查智能网联汽车的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相关审查机制援引《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IIJA）及《国防授权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条款，防范数据泄露和远程控制风险，构建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此外，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也在酝酿类似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碳定价机制，而日韩则加强对动力电池碳排放强度及可再生材料比例的认证要求。这些举措正在形成一套复杂而隐蔽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迫使中国企业必须在低碳技术、数据合规和供应链透明度上持续投入，以应对不断抬高的国际市场准入门槛。

3. 区域合作与供应链重组

区域经贸合作与中国企业海外布局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加速重构。在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新能源汽车贸易，2024年中国对东盟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20%。面对欧洲市场壁垒，中欧投资协定虽陷入停滞，但中国车企加快在欧洲本土布局产能，例如通过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地的生产基地规避贸易限制，增强区域市场准入能力。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体系正呈现“政策驱动、技术主导、区域分化”的深刻变革。中国凭借产业链优势维持出口主导地位，但持续承受欧美碳壁垒、数据安全审查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压力。欧美加快推进供应链去风险化与本土化政策，东南亚作为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吸引多元化投资，中亚则逐步承担起欧亚大陆桥与产能中转枢纽的战略角色。未来，中国企业需持续增强技术创新、合规管理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积极应对碳关税、动力电池法案、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型规则挑战，以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中把握主动权。

第三节　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态势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ESG发展呈现政策多元、披露与评级分化的态势。政策上，欧盟以多项法规设定严格标准，引领全球方向；美国依赖州级政策与行业倡议推动ESG发展；国际组织提供宏观指导；中国从国家战略到地方实践全方位布局。在披露层面，国际主流的ESG披露框架有GRI标准、SASB准则、ISSB准则、TCFD框架、CDP评级体系等，不同区域的车企选用的披露框架不同，欧洲车企多用GRI标准+ TCFD框架，美国车企倾向SASB准则+ CDP评级体系，中国车企多参考香港联合交易所指引并采用双轨披露。中国A股新能源汽车企业的ESG披露率虽大幅提升，但质量参差不齐，关键议题披露存在缺失。在ESG评级层面，国内外各机构的评级维度与权重各不相同，导致企业的ESG评级受到标准割裂、区域政策差异、企业战略侧重等因素影响，显著分化。

一、ESG政策体系

欧盟通过《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碳边境调节机制和《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等构建了覆盖投融资、生产制造与终端产品的ESG监管框架。美国联邦层面缺乏统一政策，但加利福尼亚州《零排放汽车法案》等州级政策及行业倡议推动了ESG发展。多个国际组织从不同方面推动新能源汽车领域ESG治理，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倡导可持续发展，国际能源署提供技术路径和推动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等。中国已形成“战略引领-标准规范-地方实践”的汽车产业ESG政策框架，从国家战略到地方激励政策，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一）欧盟的ESG政策体系

在全球ESG政策体系中，欧盟始终处于引领地位，其多项法规深刻影响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投融资、供应链与产品管理。

《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SFDR）对金融市场参与者提出了严格的可持续性信息披露要求，明确其在投资决策中必须纳入对可持续风险及影响的评估，并公开金融产品的可持续性特征。这使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寻求融资和海外投资时，需应对更严格的ESG合规审查与信息披露要求，绿色金融准入门槛显著提高。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虽主要针对高碳排放的货物贸易，但也间接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应对CBAM可能带来的碳成本压力，企业必须加强供应链碳排放管理，尤其是在原材料开采、零部件制造等环节推进低碳化转型。

《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对电池的全生命周期——包括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及再利用——实施全面监管。该法规强制要求提高电池中可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和回收效率，推动企业优化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足迹，从而对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部件提出系统性的ESG管理要求。

综上所述，欧盟正通过多维政策工具，系统构建覆盖投融资、生产制造与终端产品的ESG监管框架，持续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向绿色和可持续方向转型。

（二）美国的ESG政策体系

在美国联邦层面，目前尚未建立统一且全面的ESG政策体系，但在州级层面已有部分政策体现出明确的ESG导向。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实施的《零排放汽车法案》，不仅显著推动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普及，也间接对企业运营中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提出实质要求。该法案强制规定汽车制造商必须在该州销售一定比例的零排放车辆，从而促使企业加大在电动汽车研发、生产与市场推广方面的投入，并更加关注从制造、使用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及社会责任。

美国多个非政府组织与行业协会也在积极倡导ESG理念。例如，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了多项关于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报告与实操指南。尽管这些倡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们为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与行业示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产业在ESG领域的自律发展与标准构建。

（三）国际组织的ESG政策体系

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正在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ESG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协作网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在推动全球ESG发展过程中，虽不制定强制性法规，但通过倡导性框架、全球倡议、评估工具和能力建设等多种方式，如制定《可持续保险原则》（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PSI）、《负责任银行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PRB），形成全球环境公约倡议，推广全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LCA）与碳足迹核算等，深刻影响着企业和政府的行为。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虽不直接制定ESG标准，但通过数据研究、技术路线设计和政策建议，深刻影响全球能源与交通领域的ESG发展，尤其侧重于环境维度。其主要工作包括：数据与政策情景引领——发布年度报告如《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构建净零排放情景，为企业提供碳减排基准和技术路径；推动供应链可持续发展——预警关键矿物供应风险，倡导电池护照等溯源机制，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和负责任采购水平；全球合作与政策协调——通过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多边机制，协助各国制定碳定价、绿色电力等政策，促进公正转型。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通过“可持续交通倡议”和“气候投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电动交通转型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支持制定低碳交通战略、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并强化交通项目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尤其注重推动性别平等和社区包容性发展。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牵头制定了多项国际标准，如ISO 14000、ISO 14064、ISO 14067、ISO 26000等标准。这些标准为企业提供碳核算相关要求和方法，帮助其应对不同市场的合规要求。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虽不直接制定产业政策，但其发布的评估报告持续强调交通部门深度脱碳的紧迫性，为各国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依据，确立新能源汽车在气候行动中的关键地位，并引导ESG策略更加注重气候适应性与减排实效。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构建的气候信息披露框架已被多国采纳并融入法规。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依据TCFD框架披露气候风险、绿色技术投资及转型战略，增强资本市场对其ESG绩效的信心。

这些国际组织通过标准制定、资金支持、能力建设与科学评估等多种方式，共同推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环境可持续、社会包容和治理透明等方面形成国际共识与实践体系，为企业提供指引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全球市场的ESG门槛与合作深度。

（四）中国的ESG政策体系

中国汽车产业ESG政策体系已逐步形成以国家顶层设计为牵引、标准体系建设为支撑的系统性治理框架。

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ESG理念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与行业规划。《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明确提出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强调节能减排、能源效率提升和全生命周期环境管理，为汽车行业ESG发展奠定战略基础。与此同时，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汽车产业减碳的紧迫性与方向性，推动企业在研发、生产、回收等环节开展碳足迹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智能交通体系的融合发展。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中国正加快构建覆盖全面、指标统一的ESG评价规范。2023年《中国汽车行业ESG信息披露指南》和《中国汽车行业ESG评价指南》团体标准发布，2025年《汽车品牌可持续性评估指南》团体标准启动编制，标志着ESG标准化进程取得关键进展。此外，动力电池碳足迹核算、绿色供应链管理等配套标准也在逐步完善，共同推动ESG管理从自愿倡导走向规范运作。

在国家标准体系框架下，多地政府也积极出台区域性ESG激励政策。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对符合ESG方向的企业和项目提供资金奖励，北京、深圳等地则将ESG因素纳入产业扶持体系，体现了“中央引导、地方创新”的协同推进模式。

整体来看，中国已初步形成“战略引领－标准规范－地方实践”的多层级的汽车产业ESG政策框架，系统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包容和可持续方向转型。

二、ESG披露框架

国内外主流的ESG披露框架主要有GRI标准、SASB准则、ISSB准则、TCFD框架、CDP评级体系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守则》，见表1-2。

表1-2　国内外ESG披露主流框架

欧洲、美国与中国车企在ESG信息披露框架的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与侧重。欧洲车企普遍采用GRI标准结合TCFD框架，美国车企则更广泛采纳SASB准则和CDP评级体系，以契合其注重行业实质性与环境绩效的披露文化。中国车企目前多以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守则》为基础，并逐渐融入国际框架，如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在2024年采用GRI标准与ISSB准则双轨披露，反映其对接全球标准与本土合规的双重目标。

2024年，A股新能源汽车企业的ESG报告披露率达到78%，较2020年大幅提升45%，反映出行业整体ESG披露水平显著提高。然而，ESG披露质量仍存在明显差异：仅有少数车企引入了第三方鉴证或明确了碳中和实施路径，多数报告尚未达到系统化和深度披露的要求。头部车企已基本实现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及使用端的全价值链披露，而中小车企则以环境议题为重点，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薄弱。此外，在多个汽车产业关键议题（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供应链ESG责任管理、智能网联背景下的数据安全与合规性等）上仍存在披露不足与数据缺失，这些缺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ESG信息的完整性与可比性。

三、ESG评级标准

新能源汽车企业的ESG评级目前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国内外各评级机构标准不一致、区域政策多重影响以及企业战略选择分化三个方面。国外的ESG评级机构主要有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MSCI）、路孚特（Refinitiv）、晨星Sustainalytics （Morningstar Sustainalytics）、碳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CDP）、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和标普全球（S&P Global），他们普遍关注全球供应链合规性、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及技术前瞻性议题，而国内的ESG评级机构主要有华证指数、中证指数、商道融绿、盟浪和万得（Wind），这些机构更强调对国家“双碳”目标的响应、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本土化实践。表1-3和表1-4分别展示了国外和国内主流ESG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

表1-3　国外主流ESG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

表1-4　国内主流ESG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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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ESG评级机构存在显著的评级差异，核心原因可从评级框架、数据来源、评估规则及地域政策适配四大关键层面展开，各层面的差异化设计共同导致了最终结果的不同。

评级框架是不同机构ESG评级差异产生的核心基础。不同机构的指标覆盖广度、细化程度差异明显，国际机构如MSCI聚焦10个主题、33个关键议题，标普全球则覆盖23个主题、约1000个数据点，国内机构中华证指数设置了四级指标（底层数据指标超过300个），盟浪FIN-ESG模型则为三级指标（90多个三级指标）。此外，各机构的评级等级数量从5级到19级不等，计分范围与逻辑也存在区别，部分机构计分逻辑甚至相反，进一步拉大评级差异。

数据来源与验证方式的不同也直接影响评级结果。国际机构的数据来源多样，CDP依赖企业问卷与监管报告，标普全球依靠企业填报CSA问卷并交叉认证，国内机构多以公开披露信息为主，仅少数机构有差异化数据补充。在数据验证与沟通机制上，部分国际机构会与企业主动沟通或交叉认证数据，而多数国内机构未明确提及与企业沟通，仅依赖公开数据，易产生信息偏差。

评估维度与筛选规则的差异同样关键。国际机构大多全面考虑争议事件、产品安全性、财务指标等专项因素，国内部分机构存在相关因素缺失情况；此外，富时罗素和中证指数考虑企业主动暴露问题，其他机构未纳入此类因素。行业适配与筛选逻辑上，MSCI、富时罗素和盟浪明确排除敏感行业，其他机构未明确此问题，导致不同行业企业评级基准不一致。

地域政策与评级目标的适配差异也不容忽视。国际机构聚焦全球通用标准，关注跨国供应链合规、全球环境问题，服务于全球投资决策，侧重ESG对长期财务表现的影响或绝对风险量化；国内机构深度适配国内政策，强调“双碳”目标、本土化社会责任，更兼顾本土市场需求，部分聚焦个股风险预警、固收市场适配等场景，目标差异使得评估逻辑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