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谋新强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展研究
ISBN：978-7-115-68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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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王 峰 赵瑞瑞
责任编辑 郭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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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作者对科技创新中心长期的跟踪研究和深度分析，紧扣全球科技创新脉动，系统且全面地剖析了科技创新中心从萌芽诞生到发展成熟的整个历程。
本书对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和特征进行深入阐释，明确了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选取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西安、武汉、成渝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作为典型案例，从科技策源、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科技金融和政策体系等多个维度，分析并探讨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发展中的实践经验。
本书不仅可供政府部门、国家高新区科技管理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参考，也适合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对科技创新发展有浓厚兴趣的读者阅读。
当前，全球正处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交融、世界格局加速向“多极化”演进的关键节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重塑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抓手。
我们作为科技创新一线从业者，经过长期研究与思考，紧扣时代命题，聚焦“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核心载体，撰写了《谋新强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展研究》一书。书名“谋新”，即擘画新质生产力与前沿技术突破的方向和路径，“强质”寓意科技创新中心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二者共同诠释科技创新中心在“变局”中育“新局”的核心使命。本书立足历史规律与现实需求，通过解析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的演进规律、提炼我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实践路径，既总结国际经验，又聚焦中国探索，旨在为读者呈现一幅“以科技创新中心之‘势’，聚新质生产力之‘能’”的发展蓝图。
本书基于“全球视野+中国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研究，首先明晰了历次科技革命爆发与世界中心转移的历史逻辑，每次科技创新中心的崛起都伴随新生产力形态的突破，同时也在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夜，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正向科技创新中心集聚，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动力。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开始呈现三大特征：技术范式从单一突破转向系统集成，产业形态从链式发展转向生态协同，创新主体从企业单打转向跨界协同。基于此，我们在书中构建了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理论框架，沿着“创新要素集聚—新质生产力培育—全球竞争力提升”路径，提出科技创新中心未来发展的新选择，即人才驱动构建创新孵化生态、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强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集聚要素、跨国公司助力科技产业融合、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因地制宜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等6个方面。
针对发展实际，我们经过长期跟踪研究，深入剖析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西安、武汉、成渝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我国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培育上具备独特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孕育的丰富应用场景，完整工业体系支撑的技术转化能力，持续加码的科技创新投入。基于此判断，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新科技革命浪潮汹涌的当下，我国迫切需要建好一批高能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领未来百年发展，稳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高质量建设与发展，不仅能有力推动区域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战略取向的一致性，还能凝聚各方力量，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形成强大合力。
本书通过对科技创新中心的系统性研究，期望实现三重价值：一是深入解读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中心的内在联系，揭示“谋新”与“强质”的辩证逻辑，增进对“科技自立自强”顶层设计的认知，凝聚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共识；二是探讨科技创新中心在历次科技革命中的功能重构与模式创新，为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三是剖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规律与中国实践经验，提炼科技创新中心本土化发展路径，探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的融合创新。
本书涉及的研究得到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编号：2024ZC-YBXM-084）、2023年陕西省科协决策咨询课题、西安市“双中心”建设软科学研究专题（项目编号：2023JH-RKXZT-0025）等重大课题项目的支持。同时，本书的出版也离不开“硬科技智库”跨学科研究团队的支持，感谢纪喆、段亚雯、刘伟刚、武慧童、郑茗月、陈烨、李彩侠等来自科技政策、产业经济、管理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对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长期跟踪研究，以及为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中心的融合研究贡献的智慧。
王 峰 赵瑞瑞
科技创新中心是人类科技创新活动经过纵深发展和地理扩散后逐渐形成的科技创新枢纽，也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科技创新中心在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不断演变更替，重塑全球创新格局和科技版图，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开展科学知识创造、技术产业创新和创新生态培育的全方位竞争。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中心还加快全球创新网络的扩大与耦合，进一步推动科研范式变革、学科交叉融合和科技创新极化，促进科技创新资源的高速流动和前沿技术向产业的加速渗透。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科技革命无疑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跃迁的关键变量。截至目前，人类社会共发生三次科技革命，每次科技革命都对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进行了深刻的重塑。同时，科技革命与世界性中心城市的诞生关系紧密。回顾近现代发展史，世界性中心城市的形成和转移都发生在历次重大科技革命出现后的历史机遇期，英、法、德、美等国，均诞生了世界性中心城市，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居于世界主导地位。从历史角度看，这些国家抓住了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窗口；从科技创新历史演变看，科技革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新技术的出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成为促进国际秩序变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第一次与第二次科技革命，作为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迁的两次核心驱动，以能源革命为引擎、技术创新为杠杆，系统性重塑了生产范式、产业格局与大国竞争逻辑。
人类生产力的颠覆性突破。第一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为标志，实现了从自然动力（人力、水力）向机械动力的跨越。1769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使工厂选址摆脱了地理限制，煤炭作为工业燃料大规模应用，推动了纺织业机械化、冶金技术突破及铁路网络建设。19世纪中叶，英国凭借这一技术优势，实现钢铁产量占世界一半，成为首个“世界工厂”，因此，伦敦崛起为全球工业与贸易枢纽。第二次科技革命则以电力、内燃机为核心，开启能源多元化时代。1866年，西门子发明自励式直流发电机，电力成为高效稳定的工业动力，驱动电气设备普及；1886年，本茨发明第一辆汽车，内燃机推动汽车工业诞生，从此由“煤油照明”迈向“动力燃料”时代。德国化工技术同步突破，从煤焦油提炼人造染料、化肥等，构建起化学工业体系，巴斯夫、拜耳等企业成为技术标杆企业。
产业变革与全球化加速。两次科技革命共同催生了现代工业体系：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纺织、煤炭、钢铁、铁路为主的基础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科技革命则催生了汽车、电力、化工、通信等新兴产业，流水线生产与规模化制造普及，全球产业链雏形显现。通信技术革新（莫尔斯电报、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等）缩短了信息传播周期，从“日级”到“秒级”，推动了资本、技术跨国流动，国际分工与贸易网络深化。
全球格局与霸权迭代。技术主导权直接决定国家竞争力：19世纪中叶，英国借蒸汽机革命登顶，工业产值占全球40%，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法国通过引进技术完成工业化，巴黎成为欧洲大陆经济中心。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美国凭借石油工业与内燃机技术、德国依托电力与化工技术后来居上，20世纪初，美、德工业产值超越英、法，纽约、柏林崛起为新增长极，打破欧洲单极霸权，形成多极竞争格局。
文明转型的深层遗产。两次科技革命共同奠定工业文明底层逻辑：能源利用从单一煤炭到煤电油多元体系，生产方式从手工离散到机械规模化，社会结构因城市化加速、无产阶级壮大而重构。这带给我们的核心启示是：能源升级必然伴随产业变革与霸权转移，科学与技术结合（如德国实验室技术转化）成为创新的核心动力，专利制度与资本投入构建起早期创新生态。这些规律不仅塑造了19 — 20世纪的世界秩序，更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信息化浪潮埋下了“技术-产业-霸权”联动的历史伏笔。
两次科技革命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界能量与物质转化能力利用的跨越式突破，既推动生产力指数级增长，也引发国际秩序剧烈重组。它们印证了：掌握核心技术与能源命脉的国家，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技术扩散与后发追赶（如法国引进英国技术），构成推动国际格局实现动态平衡的持续动力。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技术变革。自20世纪中叶起，持续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跃迁，核心是信息技术与多学科交叉融合，重构全球经济、产业与生活方式。
技术突破奠定数字基石。1946年电子计算机与1947年晶体管的发明，开启了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处理从机械时代跨入电子化、微型化阶段。原子能（1954年首座核电站建成）、航天技术（1957年首颗人造卫星发射、1969年人类首次登月）使人类突破能源与空间界限；生物技术（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首次被提出）揭开生命科学新纪元，为医疗、农业带来颠覆性可能。
产业变革与全球化加速。集成电路与个人计算机的普及，推动信息技术从军用走向商用，IBM、苹果、微软等企业引领计算机革命；万维网与后续互联网的商业化，彻底打破信息壁垒，催生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经济形态，全球价值链在数据流动中深度整合。通信技术从2G迭代到5G、6G，智能手机成为连接枢纽，人类通信与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全球格局与创新生态重构。美国凭借硅谷创新集群（半导体、互联网、人工智能）稳居技术领头羊地位，纽约、旧金山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日本通过技术引进与制造优势，在消费电子、半导体领域崛起；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在移动互联网、5G、电子商务等应用层实现弯道超车。此次科技革命推动服务业超越制造业成为经济主体，数字经济占比持续攀升，全球化在技术驱动下进入“无国界创新”时代，同时也加剧了技术竞争。
文明转型的深层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是技术进步，更是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的重塑——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智能化推动工业4.0变革，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新场景重构社会运行模式。第三次科技革命遗留的技术伦理与全球治理挑战方面的问题，成为后续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总体而言，此次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将人类社会带入高度互联、依赖技术创新驱动的新纪元。
“熊彼特奖”获得者、复杂性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布莱恩·阿瑟在其经典著作《技术的本质》中提出，“经济就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着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众多的技术集合在一起，创造了经济，经济从技术中泛现，并不断从技术中创造自己”，这段话深刻解释了技术发展、扩散和转移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本质。从人类社会的更迭情况来看，科技革命中的技术扩散和转移周期为60年左右，硬科技理念提出者米磊博士曾提出科技革命的周期与反映经济规律的康波周期呈现高度正相关，社会每50～60年会经历一个经济周期，从复苏到繁荣，到衰退，再到萧条，并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周期变化。
第一次康波周期（1783—1842年，长达59年），对应第一次科技革命成果（蒸汽机）在纺织业的广泛应用和推广阶段，推动第一次产业变革发生。第二次康波周期（1842—1896年，长达54年），是第一次科技革命成果在钢铁和铁路领域的应用和推广阶段，推动第二次产业变革发生。第三次康波周期（1896—1949年，长达53年），对应第二次科技革命成果（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和推广阶段，推动第三次产业变革发生。第四次康波周期（1949—2004年，长达55年），对应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阶段。
从发展周期角度看，目前处于第四次康波周期的过渡建设阶段以及新一轮周期的衰退期，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这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扩散低迷期及新技术的复苏期相对应。
为了培养新的增长动力，全球加大对新技术的关注和投资，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5G通信和基因编辑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全球迅速发展。新技术变革呈现出多点爆发的趋势，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奠定基础。在产业领域，数字技术打破传统产业边界，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耦合，制造业与服务业协作不断加深，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为新的世界性中心城市的形成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途径。在组织结构上，世界性中心城市以“科技创新集群”呈现，具备更强的创新要素和产业资源的聚集、整合能力，为新质生产力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更高能级的平台。
从历史宏大视角看，回顾人类社会三次科技革命发展历程，每次新技术发展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每轮新科技革命催生新的世界中心，每个新世界性中心城市崛起，都会重塑全球经济与科技版图。
回顾三次科技革命发展史，可以清晰发现，历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地，往往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这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蒸汽时代”到“信息时代”，每次技术飞跃都深刻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英、法、德、美等科技革命的核心地区，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变革，逐步成为全球权力的枢纽，这就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世界中心大转移。以下选取英国、美国、德国的崛起案例展开说明。
“蒸汽时代”：成就全球工业强国。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爆发地的英国，凭借蒸汽机的发明、机械化生产的推广以及交通运输的变革，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强国。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不仅成为工业化的象征，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技术创新驱动下，英国的工业产能激增，商品通过交通工具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球市场，从而构建了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英国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技术突破，还与其社会制度和资源优势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殖民地的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则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支撑。在全球范围内，英国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巩固其霸权地位，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强国。因此，第一次科技革命不仅让英国成为技术创新的发源地，也让伦敦登上了世界中心的舞台。
“电力时代”：美国与德国的崛起。以电力、钢铁和化工为代表的新技术体系，彻底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美国和德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双重中心。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庞大的国内市场和鼓励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美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大国。电力技术的应用催生了现代化工厂的诞生，汽车产业的发展则重塑了人类的交通模式。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大量高技能人才，进一步巩固其技术领先地位。向来重视教育和科研的德国也为科学的兴起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提供良好的软硬件环境。现代大学制度（如柏林大学模式）的建立，是推动德国成为世界中心的关键。德国创建了强大的工业实验室，把科学与企业结合起来，科研人员获得了资金，企业获得了基于科研的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源于德国的有机化学、量子力学等学科成为当时引领世界科学发展的带头学科。美国与德国的崛起，不仅标志着世界中心转向多极化，还昭示着技术创新与综合国力之间的深刻关联。第二次科技革命通过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信息时代”：美国的全球科技霸权。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为核心，彻底重塑了全球格局。凭借雄厚的经济和工业基础，美国在经济和工业方面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美国把基础研究视作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要素，奠定其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的政治基础；通过学习欧洲先进教育制度，建立完善的研究型大学体系，又大量引进高水平科研人才，实现短时间内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目标。实用主义文化让美国形成重视技术的传统，美国工业界通过建立实验室、研发机构，设立各种基金会支持自然科学研究，构建了双向互补的良性机制。
21世纪以来，全球创新网络加速形成，创新资源突破界限自由流动。具备地理区位优势、扎实产业基础和优良创新环境的城市，正通过汇聚全球创新要素成长为网络关键节点，发展为世界创新中心。
经济全球化时代，创新要素高度流动促使资源集聚与创新活动空间分布极度不平衡，全球创新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区或城市。这些城市作为全球创新枢纽，呈现资源密集、活动集中、实力强劲、辐射广泛等特征。如东京集中日本三分之一的科研机构、三成高等学校、四成大学生，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超10%；硅谷以不足美国1%的人口贡献全美13%的专利，吸纳美国四成、全球14%的风投资金；纽约汇聚全美10%的博士、10%的国家科学院院士及40万科技人才，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10%；伦敦集中英国三分之一的高校科研机构，每年培养全国40%的毕业生。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极化”现象显著，知识密集型城市凭借要素流动优势更易成为创新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熊鸿儒指出，区域竞争优势源于知识技能、技术能力与基础设施的专业化集群，尤其当这些禀赋难以模仿或跨界流动时。另外，他还提到，创新中心往往集聚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它们不仅是知识源泉，更是产业技术、设备及高端人才的集聚地，成为区域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主体。
颠覆性技术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核心变量，是科学驱动与需求牵引深度融合的产物，具备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颠覆性潜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支撑，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跨学科协同环境及政策市场联动机制，成为孕育颠覆性技术的摇篮与引领产业变革的源头阵地，是影响世界科技格局的战略制高点。
这类创新中心集聚顶尖科研机构、高端人才和雄厚资本，构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生态链，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了沃土。美、英、日、德等国之所以长期占据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领先地位，正是源于其在关键领域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从而主导全球科技竞争格局。面对战略机遇，中国将颠覆性技术创新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以北京、上海等新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及武汉、西安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代表，其通过政策引导、资源优化和市场驱动，正逐步成长为全球颠覆性技术的重要策源地。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颠覆性技术孕育与爆发的核心驱动器，其核心价值在于整合全球资源、完善创新生态，突破技术瓶颈并推动产业升级。它不仅重塑技术发展路径，更赋予国家和地区新的全球竞争力，为人类技术革命提供强力支撑。因此，作为颠覆性技术的策源地，这些创新中心必然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枢纽 —— 通过厚植创新土壤、突破关键颠覆性技术，成为本国及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与创新活力控制中心，持续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悄然到来，并改变人类生活、推动社会进步，重塑全球创新版图。这些变化并非以某一技术的单一突破呈现，而是通过技术融合、产业变革，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深远影响。从个人生活到国家治理，从区域发展到全球合作，新技术正全方位改变人类活动方式。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嵌入人类生活，从智能设备到城市治理，技术已成为现代生活的“无声基础设施”。它全面革新生活方式，为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提供创新解决方案，通过智能化产品与服务提升工作效率，助力人类应对复杂环境变化。
人工智能重构日常交互与决策模式。智能语音助手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无障碍人机交互，支持多轮对话与复杂指令，显著提升交互自然性；个性化推荐算法广泛应用于电商、流媒体等场景，精准捕捉用户偏好并提供定制化建议，相关技术正延伸至健康管理、金融理财领域；基于大模型的自动驾驶技术通过优化出行效率、减少交通事故、缓解交通拥堵，成为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核心，推动出行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医疗健康领域实现技术驱动的革命性突破。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融合赋能精准医疗，通过人工智能分析CT、X光等医学影像辅助医生快速识别早期癌症等复杂病症，结合患者数据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提升诊断准确率；远程医疗技术突破地理限制，使偏远地区居民在特殊场景下也能获得优质诊疗，推动医疗资源均等化；可穿戴设备实时采集心率、血氧等生理数据，提供健康反馈与风险预警，为预防医学开辟实时监测新路径。
教育形态因技术革新迈向智能化。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场景，如通过VR“参观”古代遗址、AR呈现人体器官三维结构，提升人们的知识理解能力与记忆效率；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学习系统实时分析学生进度并调整教学内容，实现因材施教，推动在线学习平台、智能教室等数字化教育模式普及，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
绿色科技引领低碳生活转型。新能源技术进步使家庭光伏发电与储能设备得以应用，使普通家庭减少对传统电力的依赖；智能家居通过智能温控、能耗监测等手段减少资源浪费，人工智能驱动的能效管理系统助力构建可持续生活方式，从技术层面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撑。
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是技术的竞赛，更是全球创新版图的深度重塑。虽然传统的科技强国，如美国、德国和日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正在抓住机遇，通过技术创新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同时，数字技术门槛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跨越传统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全球创新版图呈现北美洲、亚太地区、欧洲三分天下的局面。《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指数2022》显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分布于三大区域，三大区域在创新要素全球集聚力、科学研究全球引领力、技术创新全球策源力、产业变革全球驱动力、创新环境全球支撑力等方面领先其他区域，综合排名前100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有34个在欧洲、30个在北美洲、29个在亚太地区。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因所处区域不同呈现差异化发展模式。从区域表现看，亚太地区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推动全球产业转型方面优势最为突出，但在营造全球创新生态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北美洲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主导全球科研方向、催生全球技术突破以及构建创新支撑环境等方面，均展现出顶尖竞争力，同时在驱动产业变革方面也具备较强优势；而欧洲的科技创新中心，在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方面相对薄弱。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显著上升，全球创新核心区也呈现东移趋势。亚洲成为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转移的重要目的地，特别是东亚地区，已成为全球研发和创新密集区。
国际科技创新活动在多个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当前，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创新集群，成为加速技术突破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多种颠覆性技术在全球顶级创新集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源技术的突破或将引发全球能源体系的深刻变革；商业航天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望推动人类探索太空的进程迈向新高度；散裂中子源、量子技术、暗物质研究等物质科学领域的创新，正推动人类对物质世界认知的突破；基因测序、基因编辑、表观遗传、干细胞技术及脑科学等生命科技的进步，或将引领生命科学领域的革命性突破。从技术成熟度与系统性看，以人工智能、5G通信、光电芯片、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已进入成熟应用阶段。这类技术最有可能率先成为驱动社会转型的首要力量，推动人类加速迈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场景，未来机器人或将替代大量人力劳动，人类大脑与机器融合甚至可能催生“超脑”形态，实现对人类体力与脑力的双重解放。
可以预见，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门槛上，全球科技创新的步伐将继续加快，科学研究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正成为这一变革的核心动力。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创新集群的力量，这些创新中心不仅代表一个区域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也将主导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和升级。从资金、人才、技术到政策支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形成一个多维度的集聚效应，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优质资源。随着越来越多颠覆性技术成果的诞生，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将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